刘柳寓言诗——反抗的声音

刘禹锡（公元-年），字梦得，洛阳人。历来称之为“诗豪”，是因其身上有一股豪气，面对挫折打击，豪情不改，有诗句“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又有“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等以历史发展的思想，创作出参透得失、消长的诗句。其寓言诗写作也带有十分充沛的讽刺意味，没有太深的顾影自怜。虽则身受沉重打击，却无弱小者的哀嚎。

柳宗元（公元-年），字子厚，河东人。性内敛沉着。先世显赫，少年好胜，脆弱，善自省。在其寓言诗中，针对永贞革新失败后的政治局面而作，心境凄凉冷峻，写尽因失势而遭受诟陷，内心的惊惧及苦闷难脱之情。刘柳二人感情深厚，命运遭际也惊人的相似。二人同时于唐德宗贞元九年进士登博学宏词科，同授集贤殿正字，同参加永贞革新，成为革新运动的辅弼重臣。永贞元年九月，事败同时遭贬。二人可谓是从仕宦的“高峰直达谷底，个性特征鲜明，因持正义，固持己见而有复杂的贬谪心境。”然而两人却像磁石的两极，性情的迥然不同，使得他们在创作寓言诗的时候，也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风格特征。

刘禹锡继承了荀子“人定胜天”的哲学思想，并进一步提出“天人交相胜”的观点，可见其昂扬、乐观而豪迈的精神特质。在其寓言诗中，往往以“天理”、“天性”为立足点，抨击政敌的卑劣行径，讽刺激烈，极尽蔑视之情。如《飞鸢操》：

鸢飞杳杳青云里，鸢鸣萧萧风四起。旗尾飘扬势渐高，箭头砉划声相似。长空悠悠霁日悬，六翮不动凝飞烟。游鹍朔雁出其下，庆云清景相回旋。忽闻饥乌一噪聚，瞥下云中争腐鼠。腾音砺吻相喧呼，仰天大吓疑鸳雏。畏人避犬投高处，俛吻无声犹屡顾。青鸟自爱玉山禾，仙禽徒贵华亭露。扑簌危巢向莫时，毰毸饱腹蹲枯枝。游童挟弹一麾肘，臆碎羽分人不悲。天生众禽各有类，威凤文章在仁义。鹰隼仪形蝼蚁心，虽能戾天何足贵。

借飞鸢的形象讽刺了那些身居高位而贪得无厌、妒害贤能的人物，笑骂权奸：“鹰隼仪形蝼蚁心，虽能戾天何足贵。”表现对于不洁的品行的鄙夷，即使身处高位，即使能够权势齐天，依然是“蝼蚁心”，显示出诗人对于政敌的鄙夷，即使被对手打击，仍然有昂扬的反抗。也昭示出这时期的士人心中，对于高洁的品质，真实的才华，正义的行为的肯定与赞扬，远远超出了对权力的崇拜。

再如《秋萤引》：

汉陵秦苑遥苍苍，陈根腐叶秋荧光。夜空寂寥金气净，千门九陌飞悠扬。纷纶晖映互明灭，金炉星喷镫花发。露华洗濯清风吹，攒昂不定招揺垂。高丽罘罳照珠网，斜历璇题舞罗幌。暴衣楼上拂香帬，承露台前转仙掌。槐市诸生夜对书，北窗分明辩鲁鱼。行子东山起征思，中郎骑省悲秋气。铜雀人

归自入帘，长门帐开来照泪。谁言向晦常自明，童儿走步娇女争。天生有光非自炫，远近低昂暗中见。撮蚊妖鸟亦夜飞，翅如车轮人不见。

诗人自比为“天生有光”的“秋萤”，政敌是龌龊、阴暗的“妖鸟”、“撮蚊”，虽“翅如车轮”，体型远远大于“秋萤”，也只能落得“人不见”的下场，表现出诗人对于权奸的轻蔑。又如在《白鹰》中塑造的形象，虽然“白鹰”凶猛异常，却是一副奴才嘴脸，不过为虎作伥的小丑，令人憎恶。

刘禹锡的寓言诗创作集中于贞元十九年及元和年间，屡遭贬谪之际，诗中难见感伤，而多出昂扬奋激之词，其刚健桀骜、绝不屈服之情溢于言表，这样的性情，也使其作品在中唐大量的寓言诗创作中独树一帜，极富战斗力，那些涵咏着誓死不改其志、至死不渝的作品是中唐寓言诗中的臻品，值得深思。

柳氏的寓言诗托物寄讽，抑郁忧惧，然而并不影响其作品的讽刺力量。如《跂乌词》：

城上日出群乌飞，鸦鸦争赴朝阳枝。刷毛伸翼和且乐，尔独落魄今何为。无乃慕高近白日，三足妬尔令尔疾。无乃饥啼走路旁，贪鲜攫肉人所伤。翘肖独足下丛薄，口衔低枝始能跃。还顾泥涂备蝼蚁，仰看栋梁防燕雀。左右六翮利如刀，踊身失势不得高。支离无趾犹自免，努力低飞逃后患。

诗中描写一只可怜的“跂乌”，原与伴同飞，后却“独落魄”，不但为同伴所不容，且受到力量原本悬殊的“蝼蚁”的攻击亦无力反击。其中悲凉令人惊叹。“跂乌”即是诗人自比，写尽诗人在政治倾轧中受到的排挤与暗害，一旦失势，群小攻之，其中隐含的忧患之情淋漓、饱满，使人惊心！

虽然“跂乌”只能闪避，形象可怜，但是更引起人愤恨的是迫害“跂乌”的“蝼蚁”和“燕雀”。因此，整首诗虽然充满忧虑，但是其讽刺力度没有因此而弱化，相反，却因为人对“跂乌”的同情，而更加愤恨“蝼蚁”和“燕雀”。柳宗元的抵抗虽然消极内敛，却仍然具有强烈的讽刺性。

再如《笼鹰词》：

凄风淅沥飞严霜，苍鹰上击翻曙光。云披雾裂虹霓断，霹雳掣电捎平冈。砉然劲翮剪荆棘，下攫狐兔腾苍茫。爪毛吻血百鸟逝，独立四顾时激昂。炎风溽暑忽然至，羽翼脱落自摧藏。草中狸鼠足为患，一夕十顾惊且伤。但愿清商复为假，拔去万累云间翔。

诗人以“笼鹰”自比，“一夕十顾惊且伤”道出了诗人的内心境况。永贞革新失败以后，柳氏遭受十年贬谪生涯，诗歌创作往往流露极为悲伤的情绪以及仕宦挫折带来的无法抚平的伤痕。然而，即使如此，柳氏仍然期待能够“拔去万累”，重新得到重用。他没有因为重大打击而消退为官之情，中唐时期士人的入世之心，可见一斑。

综合以上分析，在中唐寓言诗创作中，刘柳二人表现出激烈的抗争情绪，所不同在于刘禹锡则将敌人比喻为蚊虫等龌龊形象，表现出极度的蔑视，对政敌的打压从不屈服，且有着一种戏谑、昂扬的讽刺；柳宗元则以禽鸟自比，写其在革新失败后面对政敌的迫害，内心之惊惧以及期待重新得到重用而无门，却又无法放下仕宦之心的忧愁苦闷。以自己的身世罹患为本，对中唐的险恶、复杂的政治斗争作讽刺。无论是昂扬的讽刺，还是忧郁的抵抗，都可以表现出他们没有放弃斗争，没有消散仕宦之心。为官的热忱不因受到打压而消减，反而因此积聚了掌权之情，其战斗力远非前人可比。

此外，在中唐作品中还有如韩愈、李贺、孟郊等人在寓言诗中创造的奇峭的意象，也是对于寓言诗艺术发展的丰富与贡献。他们笔下的意象经常呈现反常而奇诡，令人不寒而栗的角色，如《遣虐鬼》中“求食呕泄间，不知臭秽非”的“虐鬼”形象，与初盛唐时期诗人笔下的凤凰、青鸟等光明、轻盈的形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说明时代赋予诗人们的特质，在作品中留下了鲜明的烙印。

在中唐的寓言诗中，元白以组诗的气魄创造了深广的寓言世界，使得这个世界能够与真实的现实情况相对接；刘柳以诗歌为矛，创造了一个既充满战斗力，而又隐忍剧烈的世界，使读者能够更直接地投入到他们的感情世界中，引起人们的深思与感叹；而韩愈等人则以诗歌为图像，勾画了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使读者能够在了解元白勾勒的现实图景中，杂以刘柳的情感，获得韩孟、李贺等人描绘出的人的精神画像。中唐士人创作的寓言诗，不是一首首简单的诗歌组合，而是有机而默契的配合，共同绘制了一个生动、逼真的世界。不但在艺术上登峰，且在人情世态、政治生活等方面的思想造诣极深，其对待复杂时势、祸福难料的人生态度，清醒而理智。千百年后的我们，读来仍然感触良多，浩叹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