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二世元年七月，也就是公元前年七月，朝廷征发贫苦人民去驻守渔阳。恰巧天遇大雨，道路不通，按照秦律，误了期限应当斩首。于是陈胜、吴广商量道：“现在逃跑也是死，发动起义也是死，同样是死，何不为国事而死？”“况且壮士不死便罢，要死就该成就伟大的名声”，于是陈胜发出了石破天惊的呐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在陈胜吴广起义之后，六国贵族也纷纷响应，经过短短几年的战斗，不可一世的秦帝国竟然土崩瓦解。

陈胜、吴广仅是押解犯人戍守渔阳郡的小小屯长而已，按《商君书·境内》的记载：五什一屯长，百人一将。可见屯长的级别真不高。可就是如此小小戍边军中的领队，都有“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的气魄，为何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商鞅就没有“彼可取而代之”的想法呢？是真心没有想法，还是不敢有想法呢？

《商君书》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早在越王勾践的时代人们就知道功高震主权臣的下场，聪明的商鞅怎么会不明白自己的处境，更何况他又得罪过太子，而太子早晚会是未来秦国最高的统治者，商鞅为什么不利用自己的权势，想方设法地废了太子，另立储君，甚至是直接篡位，除掉秦孝公？也就是说商鞅为什么不利用自己的势力来谋权篡位呢？

商鞅内心真实的想法谁都无从知晓了，但是通过对当时社会制度以及人们的思维方式来分析，商鞅还真不可能篡位，就是想篡位也绝对不会成功。

从春秋到战国，虽然礼崩乐坏，周天子被诸侯欺负，诸侯被卿大夫弑杀、篡逆，甚至卿大夫的权力有时都会被家臣架空，但无论怎样折腾，权力的交替一直是大贵族参与的游戏，最高权力的争夺一直在王室、宗室的人选中展开，其他人员既没有资格也没有资本来参与。

商鞅变法

也就是说，能夺取王权的人，只能是王公贵族。各国君主之所以主导变法，就是因为这些王公贵族的权力太大了，君主试图从制度上限制甚至是削弱王公贵族的权势。从魏文侯授权李悝变法开始，一直到商鞅在秦国变法，各国的君主一直都在打压王公贵族，尽可能的实现集权统治。可以说，战国期间的变法历程，就是王公贵族被打击、被削弱的历程。

虽然各国君主都在打击本国的王公贵族，但这毕竟只属于“内部矛盾”，外人是没有资格参与的。战国各国的王室公族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取得本国人民的认可，也就是说本国的百姓只认本国的王室。即便秦国灭亡之后，六国的旧贵族依然有强大的号召力，如果起义的队伍不打出恢复六国的旗号，不扶持六国王族后裔为王，在当地根本无法立足。当年陈胜打算立周市为魏王，但是周市坚决不肯，并认为应该立魏国的后人才是正统，最终陈胜只好立魏咎在魏国故地称王。项梁把楚怀王之孙熊心立为楚王后，楚地反秦武装才得到统一，并团结在楚怀王这面旗帜之下。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中，依然认可王族的血统，认为只有六国王族的后人才有资格称王割据。

商鞅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就算商鞅有篡位的心思，也有篡位的能力，但肯定不会成功。因为身为一个外来人，商鞅根本得不到秦国百姓的认可和支持，更得不到王公贵族的认可和支持，篡位必然会失败，一世的英名也会尽毁。秦孝公之所以敢放权给商鞅，就是因为商鞅不是王公贵族，在秦国没有任何的根基，就算想兴风作浪也没有能力。要想“作浪”必须先“兴风”，对于商鞅来说，这个“风”就是秦国的贵族身份，没有这个先决条件，商鞅篡位没有任何的胜算。商鞅自己十分清楚这一点，所以在被诬告谋反后，第一时间选择的就是逃亡国外，因为他清楚，在秦国境内，他没有任何的追随者和拥护者，当魏国没有将其收留之后，他才不得已回到自己的封邑商於做最后一搏，但马上就失败了。

对比著名的晋阳之战就会更有意思。当年智伯瑶联合韩康子、魏桓子一起讨伐赵襄子，赵氏有多个封地，但是赵襄子最终选择了退守晋阳，并在晋阳坚持了两年之久，最终暗中串通韩、魏两家，施行了反杀智氏。赵襄子之所以能得到晋阳百姓的支持，跟尹铎治理晋阳有直接的关系，但背后又何尝没有晋阳百姓对赵襄子身份的认同，如果换成非贵族或非本国贵族的人来退守晋阳，那结局肯定会不一样。商鞅这个外国人，要想得到封地内百姓的支持，至少要经过两、三代人的努力治理方能打下根基。商鞅没有像晋阳这样可以打消耗战的基地，在秦国之内也没有可以联合篡位的盟友，所以商鞅宁可选择逃跑，也不选择篡位，这是明知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