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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布衣将相和军功受益阶层
“布衣将相”问题汉初“军功受益阶层”
陈胜: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一个社会底层人的政治预期,他的社会流动的最高的可能性是什么,由此看这个社会结构和社会运动。在一个高度流动性的社会,人才会产生这样的政治期望。
赵翼的《二十四史札记》,建议大家休闲的时候读一读。赵翼是清代的考据名家,但他不是考据字词而是论史,很多条目,写得非常很好。汉初的布衣将相之局这个最初是赵翼先提出来的。还提出“明祖形势多仿汉高”,认为朱元璋很多事情模仿汉高祖,这个看法很有眼力(许大龄语)。我们讲魏晋南北朝史的时候都要引用赵翼的结论——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江左士族无功臣。经常能够透过纷纭的史实,看到关键性的重大线索和问题。
萧何,县吏;曹参,狱吏;张敖,贵族出身;勃以织薄曲为生,常为人吹箫给丧事,材官引强。周勃是以编织养蚕的器具为生,经常为有丧事的人家做吹鼓手,后来又做了拉强弓的勇士;樊哙,屠狗为生;夏侯婴,是和畜牧有关系的官;灌婴卖布的……此外还有拉车的,干什么的都有。
“汉初诸臣,惟张良出身最贵。次则萧何,其余……等皆白徒。一时人才,皆出其中,致身将相,前此所未有也。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赵翼)
西汉整个社会相当地平民化。
汉朝皇帝的好几个皇后都来自歌女。
汉朝人的平民感特强,“英雄不论出处”。东汉就不一样了,周朝要从大国里聘娶,东汉皇帝是从封侯功臣家族选。游侠的活跃,商人的社会地位,都让我们看到西汉的平民化社会。为什么呢?
周以上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贵族秩序在战国秦汉间遭到了沉重地打击,六国贵族在西汉根本没有地位,都不能作为一种政治势力发挥作用。可见这场社会转型扫荡的特别彻底。战国时期,思想上来说,贵族政治瓦解,大一统专制政治还没有建立,就在这个空档之中,中国文化的活力像火山一样喷发。
汉初的军功受益阶层
军工受益阶层是汉初最显赫的政治势力。主要包括两类↑
土地实际占有率比李天元研究得出的更大。
军工受益阶层在汉初最显赫,随着时光的推移,一个阶层逐渐衰落,被文法吏和儒生士人逐渐取代。后来也有外戚崛起。
由政治军事集团通过战争建立政权,这就是说,政治权力和政治机构起源于战争和军事,换言之,这就是关于权力来源和结构的军事起源论。由夺取了政权的政治军事集团转化而来的军功受益阶层,利用政权全面地支配社会总财富和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意味着产生于武力的政治权力支配着国际和社会的所有其他方面。换言之,这是一个脱胎于武力的政治优先的社会,武力产生了政权,政治决定着经济、身份、文化等其他方面。
王朝更迭的唯一形式是马上天下,这就意味着政权更迭惟有依赖大规模的军事集团和全面内战,这种形式暗示了一种极为严重的破坏性和贫乏的创造性。……中华帝国二千年之王朝循环,王朝官僚体制之长存,经济社会和市民社会之迟迟难以确立,都不能不追及于马上天下之宿命。
三、分封和削藩
异姓王的分封和翦除同姓王的分封与藩国危机景帝平叛和武帝削藩
休养生息是一个主题,利益分配(分封和削藩)是又一大主题。
陈胜起义之后,六国贵族也相继起义。好像只有韩国没有出现称王局面,其它几国都在称王。秦废分封立郡县,这个时候郡县又再度出现了。项羽分封十八诸侯王,有人认为是承认既成事实,恐诸侯叛之,有人认为如果拥立楚怀王,来统一是有可能的,却不忘记富贵还乡,目光短浅。项羽分封后不久,齐地就出现了诸王相争,在汉中和关中就出现了刘邦发难。
项羽如此,刘邦也不能不给功臣利益,也要分封。
项羽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失败之后还有句名言,此天亡我,非战之罪也。
后人有诗歌云:
秦人天下楚人弓,枉把头颅赠马童。
天意何曾袒刘季,大王失计恋江东。
早摧函谷称西帝,何必鸿门杀沛公?
徒纵咸阳三月火,让他娄敬说关中。
(住谷城之明日,谨以斗酒、牛膏合琵琶三十二弦,侑祭于西楚霸王之墓其二清王昙)
项羽、刘邦分封其实是历史的趋势,不得不为之。
比如刘邦最早封的是楚王韩信。公元年韩信击杀了齐王田广,占领了齐地,取得了非常重大的胜利。韩信在背水之战置之死地而后生,显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战略远见。他在齐地势如破竹,就请求刘邦给他一个王号,做假王以镇之,假就是借的意思。刘邦气得破口大骂,马上被张良和陈平拉住了劝,于是刘邦封了韩信。可见封王是不得已。
称帝之后刘邦定制,大者王,小者侯。功臣之称为侯者有一百多,异姓封王有七人。
他们的封地非常之大。天下之半,都是这几个异姓王的。
分封制后,双方的关系由盟友变为对手。
汉初有三杰:张良、萧何、韩信。刘邦曾说,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所以刘邦对其最为猜忌。
楚汉相争的时候有人劝楚王韩信叛汉,与楚、汉鼎足为三。韩信有这个军事实力也有这个政治能力,但是他感刘邦之恩,最后没有接受。但汉建立之后,形势就不同了,他成了刘邦最猜忌的政治上潜在的敌手。
刘邦知道萧何和项羽的一个部将钟离眛交往密切,加之有人告韩信谋反,于是在汉六年,刘邦采用了陈明的伪游云梦之计,在陈地会诸侯,韩信应该来赴会。韩信也感到了巨大的威胁,想发兵反叛吧,可是一想自己无罪,要是想见刘邦呢,恐怕就有去无还了,他踌躇之余,把钟离眛的头砍掉带着去见刘邦表忠心。但是他到了马上被拘捕了,理由是人告公反。不久后被改封为淮阴侯,所以史记是淮阴侯列传,而不是齐王、楚王传。
韩信居于洛阳。高帝十年,刘邦征陈豨,韩信舍人告韩信谋反。此时萧何和吕后密谋诈称陈豨已经平定,要求韩信前来庆贺,韩信勉强入宫,随即被拘伏,在长乐宫被擒斩,随后夷灭三族。刘邦在之后得到这个消息,史记的记载是且喜且怜之,汉书且喜且哀之。
韩信的遭遇是一个最富戏剧性的历史故事之一,后世对他给予了深厚的同情,人们往往引用民谣寄托感慨,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但是从政治结构和政治形态来看这个问题,观感可能有所不同。
客观上异姓王和中央集权制度是矛盾的,被解除是历史必然。古希腊就不喜欢统一,城邦观念特别强。但这个时候的历史形势是统一,韩信就成了这种历史形势的牺牲品。
所以我们要区分个人的残酷,体制的残酷和局势的残酷。我们可以说刘邦残酷,但当时的形势和局面就迫使人不得不用残酷的手段达到政治目的,不会像现代政治这么文明。
韩王信总遭到匈奴进攻,所以想和匈奴谈谈判,结果被汉高帝责备,继而逃入匈奴,后被汉将柴武斩首。
楚王张敖娶了刘邦的大女儿,是刘邦女婿。汉七年,刘邦到赵国去相会的时候对张敖破口大骂。张敖的门客难以忍受,企图谋反,未果,结果张敖和门客一起被抓到长安去。后查明张敖不知谋反事,但他的王号还是被剥夺了,改封侯。这一系列举措令人怀疑汉高帝是不是故意骂他,迫使他采取非常之举。
梁王彭越。高帝十年有人劝彭越谋反,他没有听从但是也没有告发,于是被定为“反形已具”,判为死罪。刘邦很宽宏大量,免其一死,贬为庶民,六次流放,最后迁往蜀地(吕不韦也是迁蜀地)。
当时蜀地是一个用来流放的地方。在路上彭越碰到吕后,向其哭诉,祈求回故乡。吕后允诺,带其回洛阳。吕后见刘邦,告诉刘彭越是个壮士,最好杀掉。于是彭越被夷三族,尸体为肉酱分成赐给诸侯。
这样的做法的目的就是激怒诸侯王,迫使他们行非常之事,好趁机削藩。淮南王英布因韩信彭越之事大恐,不得已起兵,授刘邦以口实,兵败被杀。
燕王卢绾遭刘邦进攻逃入匈奴。
最后只剩下南方无谓的长沙小国,对王朝来说无足轻重。
刘邦分封和翦除异姓王,都是汉初政治史上的大事,从领土和疆域上都能看得出来。
翦除异姓王并不是封建制的完全告终,刘邦觉得分封刘姓子弟就能收到藩屏王室之效。很多人认为秦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没有分封骨肉,一人反叛天下亦反。于是刘邦翦除异姓王的同时开始分封同姓王。
刘邦和宗室大臣有一个著名的白马之盟,歃白马而盟。“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封的同姓王从开始到后来的格局是有所变化的,大致如↑
楚王刘交,刘邦同父兄弟。
齐王刘肥,刘邦大儿子,刘邦外妇曹氏所生。
本来还有一个荆王刘贾,刘邦叔父的儿子(在英布叛乱期间,与英布交战,不敌兵败被杀)。
吴王刘濞是刘邦二哥(代王刘喜之子)的儿子,但刘邦大哥儿子就没被封。因为刘邦和大嫂关系不好。刘邦年轻时总喜欢带狐朋狗友回家吃饭,大嫂一做饭就很烦,就拿勺子刮锅底,刘邦和朋友就以为没饭走了,但回来一看,还有一锅饭呢,就记住这事儿了。后来,哥哥去世了但大嫂还在。刘邦父亲说,叔叔的孩子都封了,二哥也封了,为什么大哥儿子不封呢?刘邦说,他妈不厚道。“某非忘封之也,为其母不长者耳。”
高祖兄弟四人,长兄伯,伯蚤卒。始高祖微时,尝辟事,时时与宾客过巨嫂食。嫂厌叔,叔与客来,嫂详为羹尽,栎釜,宾客以故去。已而视釜中尚有羹,高祖由此怨其嫂。及高祖为帝,封昆弟,而伯子独不得封。太上皇以为言,高祖曰:“某非忘封之也,为其母不长者耳。”於是乃封其子信为羹颉侯。”(《史记·楚元王世家》)
封王的时候他不封这个侄子,后来封了个侯。这个侯也不像其它的,如淮阴侯、平阳侯什么的,都是以地为名,这个侯叫羹颉侯。颉,拿勺敲锅的意思。
(同姓九王虽然让刘邦放心不已,但在刘邦去世后他们大部分都没有迎来美好的结局,其中赵王刘如意、梁王刘恢、淮阳王刘友、燕王刘建都直接或者间接的死于吕后之手;齐王刘肥虽然安然终老,但也是付出极大的代价,才从吕后手中躲过一死,之后惶惶不可终日;代王刘恒隐忍低调,在诸吕被诛灭之后,被大臣迎入都城立为皇帝,是为汉文帝;淮南王刘长在汉文帝当政期间预谋谋反被汉文帝察觉,而后被贬,不过在被贬途中刘长绝食而死;汉荆王刘贾在英布叛乱期间,与英布交战,不敌兵败被杀;汉楚王刘交在被刘邦封到楚地之后,精心治理藩国拱卫汉王朝,安然终老。——来源:百度)
刘邦做事儿很有情趣,比如封萧何。
当年在沛县的时候,官吏服徭役,大家都送盘缠。刘邦到咸阳服徭役,别人都送三千,萧何送五千,多送了两千。后来封萧何的时候就多给了两千户,说当年你多给我两千钱我来报答你。
高祖以吏繇成阳,吏皆送奉钱三,何独以五。……乃益封何二千户,以帝尝繇咸阳时何送我独赢奉钱二也。
汉代的王国势力是一个非常大的政治势力,从诸侯墓也可以看出。陵墓巨大,物品非常丰富。
刘武是汉文帝的儿子,曾经修了个梁园,招纳了很多士人。后来有“梁园虽好,非久住之乡”的句子,就是指这个梁园。梁王王后的陵墓,比王陵还大,达到平方米,是全国最大的石室墓,比梁孝王的墓还大了三倍。而且王后陵设施一应俱全。
古人“视死如生”,生前吃的东西,祭祀也要用。
金缕玉衣和长信宫灯金缕玉衣是汉代非常典型的一种高级葬制
北京南郊。
这个汉墓的特点是属于黄肠题凑,是汉承秦制的葬式。题,头的意思。用木头垒起一个墓室,木头的一头都朝着中间垒。
诸侯王墓的宏大规模,恰好是西汉尤其是前期诸侯王在政治上的强大影响力的一个折射。
诸吕和刘氏之争,局限于宫廷内部,对社会没多大影响。但是藩国问题就不一样了。当时全国大约有54郡,而诸侯国有39郡,占了一大半。归中央统辖的只有西部和中部的15郡。
诸侯国在受封的时候,由于受封者年纪还小,羽翼未丰,还不能成大气候。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渐成人,羽翼丰满实力雄厚了,大者跨州连郡,连城数十。
王国的官制和中央一样,丞相、列卿、宫殿制度等都是一样的。他们可以自己征收税赋、制造货币,甚至可以自己纪年。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形式上是统一帝国,但有一种半封建的意味。
当时的人是按照周初大分封的理念来理解这件事的,分出去的是国,诸侯之间就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张家山汉简出土的律文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从王国到中央、从中央到王国有着重重的规定。王国之人能不能到中央做官,法律规定的特别严格,双方就像帝国似的。所以我们就特别能理解李开元先生为何使用了“联合帝国”、“有限皇权”的术语。
这些王国的掌权者在羽翼已丰之后开始谋反。当时的政治家贾谊对此忧心忡忡,他的《治安策》专门讨论王国问题,建议“众建诸侯而少其力”。
现在我们来看,当时的选择有三个:1.全废,不封;2一个个裁掉,减少分封。3.多封。贾谊选择了第三种,这是阻力最小最合理最明智的策略,这就是政治家的远见。
贾谊年纪轻轻遭到功臣排挤,没几年就死了。但是在他死后四年即文帝六年,朝廷就把齐分为六国,淮南分为三国,可见贾谊所论是可行的。
文帝即位之后,同姓王已经死了不少。文帝的母亲不是很受宠,他从代国到中央做皇帝的时候,也是提心吊胆的来的,在朝廷中也没什么势力。马上削藩,皇位不保,所以他不敢削藩,又封了很多。所以到文帝,藩王有十七八个,比高帝还要多。
到了景帝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刘邦哥哥的儿子也就是刘邦的侄子——吴王刘濞逐渐成了反叛的主谋,他借着本国盐铁资源收暴利,对本国不收赋税,收买人心。要是百姓需到朝廷服徭役的话,他说我给你们出钱,你们不用去,这样百姓就喜欢他。他的儿子在长安犯罪被杀,所以他怀报复之心一心复仇,露出反意。形势越来越危机。
景帝这个时候出了个著名的政治家——晁错。晁错继续地筹划削藩,把厉害讲得极其清楚。“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少;不削,反迟,祸大。”晁错是个法家人物,说话特别有商鞅韩非子的风格。极其峭刻,后来梁启超“变亦变,不变亦变.变之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就是模仿他这个句法。
汉景帝削藩。在公元前年以各种罪名先后削去楚王刘戊的东海郡,赵王刘遂的常山郡,胶西王刘卬六个县。诸王震动,害怕削地没完没了地进行下去,矛盾于是爆发。
以吴王刘濞为首,组成了七国的盟军举兵反叛,口号是清君侧,诛晁错。两千多年前的清君侧的发明,毛主席就把它理解的特别透彻,后来他有这么一句话,自从著名的阴谋家刘濞发明“清君侧”的策略之后,历代的野心家都把“清君侧”奉为至宝,作为反叛的遮羞布。历史其实离我们很近,并不遥远。
当时叛军进展胜利,汉景帝用周亚夫来抵御,此时有一个和晁错关系不合的叫袁盎的,他在吴国担任国相,他来到中央说其实列国不想造反,但是中央削藩,让他们不得已而造反,只要把晁错杀了就没事儿了,他们就会退兵的。汉景帝一听就动心了,说我不吝惜用一个人来向天下谢罪,于是把晁错腰斩了。昭告天下,晁错已死,清君侧没得可清了。吴楚退兵。可是其余五个就是不退兵,而是接着发兵推进,连景帝派出的使者袁盎也被他们逮起来(后来他找了个空子逃跑回来。)
在周亚夫的指挥之下,不到三个月七国之乱就被平定了,显示了中央集权当时还是非常强大有力的。主要是民心。汉初各个社会阶层都从刘家的统一中、从中央政权的统一中受益,这可能是最重要原因。
随后景帝到武帝都采取了一系列的削藩措施。他们通过削藩降低了王国的权力。中央朝廷插手王国的治理,任命官员管理王国,降低王国官员的规格。经过一系列的努力,这些王国逐渐成了形式上的了,“衣食租税而已”。封国而不治民,联合帝国的情况就结束了。
汉武帝时候进一步打击诸王,打击诸王宾客,削多国号和侯号,这样藩国势力基本上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