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大学教授高桥作卫在给吴汝纶的长信上提出的一系列具体建议也让我感佩。他甚至认为，中国要振兴教育，最好禁止学生阅读豪侠小说。他的理由是教育的目的不在培养豪杰，而在培养常识之士：按贵国人士喜豪杰之谭，是以三国史、汉楚军谈，及传记小说，多说豪杰不羁磊落，以为多焉，读之则快，而扰乱少年之心，决非少矣。他接着举出日本社会中一些不幸的例子证明豪侠小说之害：“敝邦子弟中道挫折者，多好任侠之谭，盖是等子弟，出乡关则歌曰：不能成志业则不再归。其志极壮，然好为异行，疏豪自喜，甚至抗上以为刚，蔑长以为强，眼无官宪，反理庇恶，而其中未必刚毅，欲情乱内，则流连荒亡。豪侠之谭，贻误青年，其迹极明。盖此等小说能警醒懒惰半眠之徒，鼓舞猛进果敢之气，以启激成豪杰之机，然天生豪杰，百年一二人而已，今望一二人于千百，以误一世之青年，非策之得者也。”

现当代中国教育工作者可能没有意识到，侠客朱家郭解或“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所表达的人生态度也会变成现代化进程中的障碍。在鲁迅翻译的鹤见祜辅的《思想·山水·人物》中，作者称《英国宪法论》作者、《经济学家》主笔白哲德悟透了日本人所说的“运根钝”的真谛：“鲁钝者，是国家社会的础石，因为有此，所以人间能够继续着平凡的共同生活，而自治的政治得以施行下去。”（《鲁迅全集》第五卷，新疆人民出版社年版）鹤见感叹美国总统威尔逊对白哲德的了解，他们都看出，一个社会有“统一结合之力”，实赖“没有生气的平凡的判断力”。白哲德曾说，英格兰人既无智慧，又无想象力，不想试行一点新的事，国家便长久了。

与此相关联的是吴汝纶辛丑年（）日记里一则有趣的记载：中国留日学生喜欢读政治法律，一位在北京的日本将领（山根武亮）笑着对他说：“贵国人喜学宰相之学，满国皆李傅相（李鸿章）也。”吴汝纶记道：“其言切多讽，记以示儿。”（见《吴汝纶全集》第四册）蔡元培在年年底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时候，该校最受欢迎的学科还是政法，原来读政法是做官的捷径。“宰相之学”并非兴盛于晚清。历朝不少言志诗的作者真正想表达的，不外是做宰相的抱负。

一个多世纪以来，日本和中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两国面临的挑战完全不同于以往，但是吴汝纶那种谦逊好学、热心交流的精神永远不会过时。不忘历史，取日本的视角看中国，也会多一分自知之明。“知己”与“知彼”，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这功夫做得细密，才真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