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燕雀 >> 燕雀的天敌 >> 陈庆之以逆战为主的平魏思想为何会先成
陈庆之，字子云，义兴国山（今江苏宜兴）人。其出身庶族，幼时起随从梁武帝，梁武帝生性好棋，每逢下棋便通宵达旦，棋友均深感疲惫，“惟庆之不寝，闻呼即至，甚见亲赏。”普通六年，陈庆之因元法僧彭城请附一事，被任为武威将军。大通元年，曹仲宗讨伐涡阳，战争一触即发，陈庆之善深思奇略，一鼓作气，出兵占据涡阳，随后护送元颢北上夺取政权，使南梁北伐形势一片大好。
因陈庆之颇富谋略，常能于危机关头力挽狂澜，出奇制胜，故有“有将略，战胜攻取，盖颇、牧、卫、霍之亚欤”之誉。其不仅在军事政治等领域有较深造诣，并在重新审视南北关系及对北人固有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丰富的思想观点。从整体上来看，陈庆之的民族关系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以“逆战”为主的平魏思想；其二，从轻夷到“北人安可不重”的思想演变。
一、以“逆战”为主的平魏思想平魏思想是陈庆之的核心思想，其目标显而易见，即消灭北魏政权，收复中原地域，与梁武帝“大一统”思想不谋而合。陈庆之自中年领兵，彭城之战以少胜多轰动南梁后，对北魏采取“逆战”之策。其主要原因，一是魏人势力虽大，远来必疲惫不堪，如陈庆之所论：“去我既远，必不见疑，及其未集，须挫其气，出其不意，必无不败之理。”
二是北魏长期以来对南梁进行军事进攻，企图统一南北，对武帝统治造成极大威胁。三是陈庆之军力强盛，始终保持着坚持不移的斗志和强烈的好胜心，他试图在一举攻下魏军十三城后乘胜北伐，实现统一南北的愿望。
陈庆之的以“逆战”为主的平魏思想是在其军事斗争中逐步坚定的，特别表现在其扶持元颢攻占洛阳的实践过程中。纵观陈庆之戎马生涯，其作战能力及功绩彰显无余。
大通二年，北魏北海王元颢投降南梁，请求梁武帝立为魏主。梁武帝接纳元颢，并派陈庆之带兵护送元颢回到北方。元颢遂“于涣水即魏帝号”。陈庆之率军攻陷三个城垒，大败魏将丘大千。北魏征东将军元晖业率羽林军两万前来救援，以此阻隔陈庆之北上之路。陈庆之命“浮水筑垒，攻陷其城，生擒晖业，获租车七千八百辆。”
魏杨昱、元庆、元显恭紧接率七万羽林军，占据荥阳抵抗元颢，其兵力十分强盛。陈庆之率骑兵三千背城迎战，大破魏军，“收荥阳储实，牛马谷帛不可胜计。”军队进至虎牢，尔朱世隆弃城逃走，北魏孝庄帝元子攸也因惧怕，逃奔并州。至此，元颢顺利进入洛阳，于前殿登位，南北统一局势逐渐明朗。
陈庆之此时本应乘胜追击，积极北上，继续夺取城池，稳固中原统一大业，但因元颢心术不正，梁武帝指挥失当，形势很快发生逆转。元颢即位后，不仅“日夜宴乐，不复视事”，还暗中勾结安丰王、临淮王等“共立奸计”。陈庆之担心政局不稳，于是建议元颢向梁武帝请求再派精兵，以此应对不测。
二、陈庆之“逆战”应魏成功的原因大同五年，陈庆之去世，时年五十六岁。陈庆之自四十一岁走入战场，之后的时光便悉数奉献给了南梁的北伐事业，虽然最终他并未实现南北统一目标，但他的平魏思想在战争实践过程中得到了体现。
1.对建功立业、提升地位的迫切需要
两晋南北朝是士族门阀势力的鼎盛时期，微薄之家难以受到重视，因此建功立业是陈庆之提升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陈庆之出自“寒门”又“本非将门子孙，又非豪门大家”的身份，自然难以在以士族为贵的社会环境中获得重用。除此之外，陈庆之还在涡阳之战中，慷慨激昂地表达了自己对将士退兵行为的不耻以及自身对功名的渴望：“共来至此，涉历一岁，糜费粮仗，其数极多，诸军并无斗心，皆谋退缩，岂是欲立功名，直聚为抄暴耳。”
陈庆之本人十分珍惜和渴求机会，他幼时随从高祖，不仅常思效用，且可从夜达旦时刻不辍地陪同高祖下棋，可谓“闻呼即至”，所以“觖望风云，以至于此”。如李延寿所论：“初同燕雀之游，终怀鸿鹄之志，及乎一见任委，长驱伊、洛。前无强阵，攻靡坚城”。
2.富有谋略，敢为人先
陈庆之与魏数战，屡次以弱胜强，出奇制胜，其“可深思奇略，善克令终。”战场之上，情况瞬息万变，主将如能把握稍纵即逝之战机，必将在作战中如鱼得水，为最终的胜利打下坚实的基础。如涡阳之战中，韦放因担心对方实力过强，选择以逸待劳。陈庆之则不同，他擅长把握战机，敢于出击打破僵局，他认为，“魏人远来，皆已疲倦”且“闻虏所据营，林木甚盛，必不夜出。”如能趁其士气未聚之时，“挫其气，出其不意，必无不败之理。”
又如曹仲宗在惧怕腹背受敌时，欲图退兵之计，陈庆之力排众议的指出，“置兵死地，乃可求生，须虏大合，然后与战。”陈庆之能在彭城之战中一战成名，并在涡阳之战中连克魏军十三城，这与他过人的胆识、谋略及把握战机的能力是密不可分的。
3.善得人心，善抚军士
所谓善得人心主要体现在陈庆之对自己和军士截然不同的态度上。即使陈庆之平时衣着及战时装备都十分随性甚至落后，但他爱惜将士，能将武帝赏赐及积攒的财物分给部下。所谓善抚军士，即陈庆之能在大敌当前人皆生畏时，极力激励士气，稳定军心。
涡阳之战中，陈庆之人马在战况焦灼之际，“陈其俘首，鼓噪而攻之”；荥阳之战中，他们又“一鼓悉使登城，壮士东阳宋景休、义兴鱼天愍逾堞而入，遂克之。”陈庆之军中七千人，自蛭县至此共历一百四十天，平三十二城，战四十七次，所到之处，无人阻挡。可谓是“名师大将莫自牢，千兵万马避白袍。”
并且他军中各个曾“屠城略地”，“杀人父兄，掠人子女”，为人凶狠异常，并不拘泥寻常仁义，作战勇敢非凡。由此可见，陈庆之的战绩与他麾下众人的个人能力也是直接相关的。虽然陈庆之在北伐平魏路上取得了阶段性成功，但其统一南北的政治抱负最终未能实现。
三、陈庆之“逆战”平魏最终走向失败的原因首先，梁武帝让陈庆之率兵护送元颢入洛，是为了扶持傀儡称帝，使魏国归附，这本应是头等大事，但梁武帝却只派遣七千人马予陈庆之，或许是武帝过于信任其才能，亦或是幻想投机取巧，将南北统一之注均压在元颢一人身上，而元颢骄奢淫逸，无治国之才。
刚进入洛阳，稍微稳定步伐，“号令己出，四方人情想其风政。”岂料其一股脑钻入元子攸后宫，沉迷声色不能自拔，朝野上下纷纷大失所望。元颢投降南梁，虽说仅是无奈之举，但元子攸败走后，其“与安豊、临淮共立奸计，将背朝恩，绝宾贡之礼”，对待庆之也是“外同内异，言多忌刻”，“由是致疑，稍成疏贰。”
唯恐陈庆之军权在握，不得听其指挥，可见其企图摆脱萧梁掌控之野心。元颢出于狭隘的意图，断然拒绝了陈庆之切实可行的建议，实则等于给自己送上一条不归之路，“颢据洛阳六十五日，凡所得城，一时反叛。”元颢此番结局，果真如高子儒所预言：“颢败在旦夕，不足忧也。”
从整体上来说，由“心知之，亦密为其计。”元颢原任陈庆之为徐州刺史，庆之“固求之镇”等方面可得，他已感受到元颢的反叛意识，却始终不能迈出“屠颢据洛”的步伐，这或许与陈庆之个人条件限制相关，也或许因其着实并不具备胡三省所论之“非常之才”。
其实，陈庆之谋求南北统一的民族关系思想，是其“常思效用”、“欲立功名”的政治抱负的一部分，其坚持己见、力排众议的无所畏惧精神，与其政治上“羽仪服式，悉如魏法”的敢为人先精神不谋而合。
在陈庆之的民族关系思想中，始终饱含着强烈的爱国情感。梁武帝永安二年，张景仁酒宴之上，陈庆之与北人杨元慎进行正统之争，他提出“正朔相承，当在江左，秦皇玉玺，今在梁朝”的观点，拒不接受北方正统论。并且陈庆之此人性情恭敬谨慎，尤为尊重君主，“每奉诏敕，必洗沐拜受。”正是在这样一种维护国家与君主意识的激励之下，陈庆之才能披荆斩棘，一往无前，才能实现“自发铚县至于洛阳，十四旬平三十二城，四十七战，所向无前”的历史奇迹。
总结陈庆之的民族关系思想是坚持从实际出发的思想，是使自身不断完善和不断适应客观需要的思想。陈庆之不仅在北伐过程中对敌我双方战术了然于胸，还能根据敌情灵活应对，或“奔击，破其敌军”或“斩关夜退”。
他在见证洛阳四夷纷纷来附、名流俯拾皆是的文化盛况之后，迅速经历了由轻夷到“北人安可不重”的思想演变。可以说，陈庆之的民族关系思想没有被民族界限所羁绊，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也是先进与现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