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遇》（其七）赏析

这是《唐诗三百首》的第二首。在张九龄的《感遇》十二首中，一般列为第七首。（《唐诗纪事》卷十五不见录，《唐诗品彙》卷二列第五首，广东丛书本《张曲江集》卷二、四库本《曲江集》及万有文库本《曲江集》卷三均列为第七首）《唐诗三百首》中只选了张九龄《感遇》十二首中的两首，它被列为第二首。

张九龄

感遇（其二）

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

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

可以荐嘉客，奈何阻重深。

运命惟所遇，循环不可寻。

徒言树桃李，此木岂无阴？

前面，我们已经引用多个明清以来的学者们在评价时，都提到张九龄的《感遇》诗源于“楚辞”，我们且不管这种说法正确与否，单看这首和上一首（“兰叶春葳蕤”），它确实与“楚辞”有着显著的源流关系。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立意源于《九歌·礼魂》中的“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这首诗只要一看开头两句，就清晰了是受《九章·橘颂》影响而立意的：“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但“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的立意显然已经从“受命不迁”嬗变为了作者要表现的丹橘的“岁寒之心”，即在恶劣环境之下的坚贞不渝的节操。所谓“岁寒心”，出自《论语·子罕篇》中的：“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自汉代以来，以《离骚》为代表的屈原的作品，被推崇为诗歌作品的典范，与《诗经》一起，悬作高标，奉为金相玉式：“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东汉·班固《离骚赞序》）不仅如此，屈原忠贞高洁的品格，也常被当作文人的最高精神轨范。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极远。其志絜，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司马迁在分析《离骚》的创作动机时，认为其志可与日月争光，后世对屈原的诗作和品格两个方面的推崇，或许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吧。以至，“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的比兴模式，或者“众芳秽，美人迟莫”的感叹，莫不来自于“楚辞”。荆州此时是张九龄的贬谪之地，更是屈原的故乡，处此环境之下，诗人自然会“思接千载，精骛八极”。

屈原《橘颂》图

“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像《橘颂》的首句“后皇嘉树，橘徕服兮”一样，暗示橘的品格。不同的是，屈原侧重从橘坚守的土地——“受命不迁”，以喻自己对故国的忠贞不渝。张诗则从它经冬愈茂的“岁寒心”以表现作者坚忍不拔品格取向。诗一开关，就抓住了橘的特点：“经冬犹绿林”。橘为常绿乔木，《说文》中说：“橘，果出江南，树碧而冬生。”橘性喜温湿，主要分布于我国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在我国有着悠久的栽培历史。橘树生长气温为12℃－37℃最为适宜，一般-5℃以下即会有大面积冻伤，-9℃以下全株即可能冻死，所以我国秦岭淮河以北的地基本没有分布，所以《周礼·冬官·考工记》中说：“橘踰淮而北为枳，鸜鹆不踰济，貉踰汶则死。此地气然也。”这一说法，因《晏子春秋》中，晏子使楚时，曾引用以解楚王之嘲弄，而广为流传。这是因为古代人错把广泛分布于河南、山东等北方地区，同属于芸香科的枳（又名枸橘）错误地当作一个物种了。诗人们把橘的这一生长习性人格化，于是就有了“南橘北枳”和“受命不迁”的文化原形。也有人将它的“树碧而冬生”与“经霜弥茂”的松柏之质比拟，于是，隋代诗人李孝贞说橘“自有凌冬质，守此岁寒心”。张九龄的这首《感遇》诗也是从此立意。“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张九龄是南方，用橘来比喻自己的品格，大概有两重用意：一是橘为南方的物产，二则屈原也为南方人。同时作者用“自有”，恐怕还有一种宣誓的意味：我本来就有抵御恶劣环境、保持自己品格的坚定意志，这与生活的环境没有太大的关系。这样以来，“岁寒心”就上升为了前一首“兰叶春葳蕤”中“草木有本心”的自己的“本心”，所以不必论自己身处何地，生存于什么样的环境，品格都会坚地定表现出来。有了这样的品格，自然可以“芳条结寒翠，圆实变霜朱”（梁·范雲《园橘》），枝条可以在寒冬保持翠绿，浑圆的果实在严霜之下，变幻出“朱实悬金”来。这是诗人对自己人格和才能的双重肯定与自信。所以，接下来诗说：“可以荐嘉宾，奈何阻重深”，既然有此品格与才干，自然堪为朝廷所用；“奈何”即无奈、无可奈何。面对重阴所阻，抱负无以施展，作者陷入了“屈原式的困境”：“荃不揆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那么张九龄所遭谗替来自哪里呢？唐·郑处诲《明皇杂录》卷下，记载了这样一个件事：

张九龄在相位，有謇谔匪躬之诚。玄宗既在位年深，稍怠庶政。每见帝，无不极言得失。李林甫时方同列，闻帝意，阴欲中之。时欲加朔方节度使牛仙客实封，九龄因称其不可，甚不叶帝旨。他日，林甫请见，屡陈九龄颇怀诽谤。于时方秋，帝命高力士持白羽扇以赐，将寄意焉。九龄惶恐，因作赋以献。又为“归燕诗”以贻林甫，其诗曰：“海燕何微效，乘春亦蹇来。岂知泥滓贱，只见玉堂开。绣户时双入，华轩日几回。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林甫览之，知其必退，恚怒稍解。九龄洎裴耀卿罢免之日，自中书至月华门，将就班列，二人鞠躬卑逊，林甫处其中，抑扬自得，观者窃谓一雕挟两兔。俄而，诏张裴为左右仆射，罢知政事。林甫视其诏，大怒曰：“犹为左右丞相邪！”二人趋就本班，林甫目送之，公卿以下视之，不觉股栗。

事亦见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十五“张九龄”条，文字与此略同。其他如《旧唐书》卷九九、《新唐书》卷一二六本传及《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均有载，尤以《新唐书》及《通鉴》为详。又《新唐书》本传还有这样一段记载：

武惠妃谗太子瑛，九龄执不可。妃密遣宦奴牛贵告之曰：“废必有兴，公为援，宰相可长处。”九龄叱曰：“房帏事安有外言哉！”遽奏之，帝为动色，故卒九龄相，太子无患。安禄山初以范阳偏校入奏，气骄蹇，九龄谓裴光庭曰：“乱幽州者，此胡雏也。”及讨奚、契丹败，张守珪执如京师，九龄署其状曰：“穰苴出师而诛庄贾，孙武习战犹戮宫嫔，守珪法行于军中，禄山不容免死。”帝不许，赦之。九龄曰：“禄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即事诛之，以绝后患。”帝曰：“卿无以王衍知石勒事而害中良。”卒不用。

我们看一下《资治通鉴》及其他的一些资料时，会发现，在张九龄为相期间，因其极言敢谏，多次触忤玄宗：谏诛安禄山、谏封牛仙客尚书及赐实封、谏废玄宗三子、谏相张守珪、谏相李林甫等。可以想见，这些事，不仅会使玄宗不悦，更为让武惠妃及李林甫、张守珪、牛仙客之流对张九龄抱有积怨。所以会在张九龄的身边，形成“西日下山隐，北风乘夕流；燕雀感昏旦，檐楹呼匹俦”的局面。后玄宗以他举察失人，将他贬为荆州长史。长史名为刺史的佐官，却无实职。这对张九龄来说，显然是吹毛求疵，事出有因。（张九龄所引荐者为周子谅，其获罪事见《旧唐书·牛仙客传》、《明皇实录》及《资治通鉴》卷二一四）但张九龄毕竟是张九龄，他“虽以直道黜，不戚戚婴望，惟文史自娱，朝廷许其胜流”。他将此归责于命与运：

运命唯所遇，循环不可寻。

古人说的命和运是有所区别的：运往往指国家、社会的发展与兴衰；命则多指个人的遭际。三国时的李康《运命论》开篇就说：“夫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论语·尧曰》“不知命”《集解》引孔注：“命谓穷达之分也。”《列子·仲尼篇》“乐天知命故不忧”《注》也有类似的说法：“命者，穷达之数也。”在这首诗，作者侧重用“命”的意思。循环就是沿着圆环运动，往复回旋，周而复始。《战国策·燕策二》：“此必令其言如循环，用兵如刺蜚绣。”又《史记·高祖本纪赞》：“三王之首若循环，终而复始。”就字面上看，这两句是说，一个人命运的好坏都取决于自己所遭遇的人、事、时，其中奥妙如同自然之理周而复始，常常让人难以探寻。这看似对自己遭遇的无可奈何的自遣之词，又好像有难言的隐衷。委婉深沉，正体现了张九龄诗蕴籍、淹密的特点。

诗的最后两句“徒言树桃李，此木岂无阴”，《韩非子·外储说左下》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阳虎去齐走赵。简主问曰：“事闻子善树人。”虎曰：“臣居鲁，树三人，皆为令尹；及虎抵罪于鲁，皆搜索于虎也。臣居齐，荐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为县令，一人为候吏；及得罪，近王者不见臣，县令者迎臣执缚，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树人。”主俛而笑曰：“夫树橘柚者，食之则甘，嗅之则香；树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树。”

《韩诗外传》卷七中有这样的话：“春树桃李,夏得阴其下,秋得食其实；春树蒺藜，夏不可采其叶，秋得其刺焉。”虽然一时看来“树桃李”也并非是什么坏事，可以丹橘也可以与之媲美呀，为什么单单要只种植桃李呢？沈德潜《唐诗别裁集》此诗后便注释：“众人不知，徒取目前之色，足以悦人而已。”或许张九龄并无有意贬低桃李之意，他所感慨的是君主对自己的不理解，是当今的“圣明天子”选择了那些让自己舒心的人，但忽略人的品格，而正是这些让自己舒心的人，可能就是无意中种下的“枳棘”。果然，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凡在相位十九年，养成天下之乱”；而狼子野心的安禄山更是“兴夷奴饿俘，假天子恩幸，遂乱天下”。一场安史之乱让大唐帝国从此一蹶不振！

张九龄出身岭南，以个人的品格与才华，位至宰辅，被誉为“岭南第一人”。他虽深得唐玄宗的赏识，却终因不合于这位“圣明天子”的喜好及谗佞者的推波助澜而被逐出朝廷。他的这首诗在感叹个人遭际的同时，也为繁盛的大唐帝国敲响了警钟：选人用人，仅凭统治者的个人好恶，很可能为王朝、为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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