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汉战争的研究，可谓是一个熟题，很多政治人物、著名学者都对楚汉战争有分析和总结。最早对此总结者当属刘邦本人，他归为自己善于用人，认为自己技不如萧何、张良、陈平等，但却能够驾驭他们，为自己所用。司马迁将项羽失败归为“以力征经营天下”，即单纯的崇尚武力，从而导致了他的失败。

翻阅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前的一些治秦汉史名家的著作，会发现他们对楚汉战争有另一番解读，基本上把项羽的失败和刘邦的胜利归为新旧两个阶级的斗争。张传玺首先把项羽失败的原因归为阶级立场问题，项羽是反动的，刘邦是进步的，项羽试图要重新分裂中国，试图回到春秋、战国的局面中去。何兹全也认为项羽代表的是没落的贵族阶级，恢复的是战国诸侯并举的局面。刘邦代表的是新兴阶级，虽然是楚人接受了秦的制度，但没有像秦那样彻底地废除分封制度，而是部分地恢复了封国制度。林剑鸣也发表了同样的看法。

每个人的抱负对于他采取的行动有着不同的影响，这同样适应于秦末战争的分析。陈胜很早就慨叹：“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在他的心目中，对“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质疑，是其发动起义的最重要的理由。也就是他并不安于自己的现状，他的目标是“王侯将相”，尽管陈的家世并没有出现王侯，也没有出现将相。如果他只安于作一普通农民，就不会首先举起反秦的大旗②。陈婴也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陈婴起兵后，属下欲劝他自封为王。这时他的母亲对他说：“自我为汝家妇，未尝闻汝先古之有贵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属，事成犹得封侯，事败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于是陈婴不敢称王，转而寻求在王的下面做一个诸侯，基于这种定位，陈婴带领自己的军队归属了项梁。

领导者理想、抱负的确定，既有个人的因素，同时也受环境的影响。具体来说，他的抱负不是空中建阁，是基于当时社会的背景做出的。譬如秦汉以来的中国历代农民起义，均没有超出做皇帝的梦想，是因为现实社会中并没有出现民主的国家，无法依此为基础设计自己的抱负。

美国著名的政治学者戴维·伊斯顿（DavidEaston）在其《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中把对政治系统的认同分作三个部分：第一是政治共同体，指的是由政治分工联合在一起的人群团体。它的独到价值在于它有一个潜在的含义：在所有的系统功能的背后，一定存在着某种具有内聚力的黏合剂，即系统成员对共同体的感觉或感情。第二是典则，指分享政治权利时的游戏规则。第三是当局，指或经选举或任命的官员，他们有权制定和实施政治决策。第三层面对当局的认同，带有即时的性质，依赖于现任的领导人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表现。这点与本题无关，不在我们的考察范围之内。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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