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非“无韵之离骚”

文｜吴长胜

《离骚》与《史记》，一个是战国时期的抒情诗，一个西汉时期的历史散文，二者之间似乎是没什么可比的。然而有人拿它们作比较，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作家之一的鲁迅称《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因为先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和他对中国新文学所做的特殊贡献，但凡是先生说过的话，我们从来都奉为经典，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当我们发现先生这句话似有不妥时，如果不说出来，便是对先生更大的不敬。我们说先生的话不完全妥当，全在《史记》是“无韵之离骚”一句。

无疑，《离骚》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文学作品之一。李白诗云“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江上呤》），极言其于昔日之盛；杜甫诗云“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戏为六绝句》），说屈宋的辞赋极大地影响了后世文学作品的创作，而且后世文学作品难以望其项背。如果说的是诗，李杜的话恐怕还客气了，但较之《史记》，我们认为言过其实了。

首先，二者在思想内容上有高下之别。

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究天人之际”，是一种朴素的哲学思考，我们的先人信天奉地，他们认为历史的兴衰自有定数，而定数不可逆转，作者以他的创作，传达人生沉浮皆天意不可违的思想观念，这于现在的人或许可笑，但于多年前的司马迁，却是对于人生无常的一种回答；“通古今之变”，反映的是作者于社会的责任感，他把修史看作是载“明圣盛德”、述“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太史公自序》）的行为，为的是给西汉及前代历史作总结，以为后世人之鉴；“成一家之言”起的是教化作用，作者一生奉行“立功、立德、立言”的古训，“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凡百三十篇”（《报任少卿书》），他在《史记》一书中大力弘扬青史留名的积极入世精神、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呼唤世间真情的人道主义精神等等，无不给予后人以鼓舞和启迪。显然，《史记》一书，是实现了这样的宗旨了的。

那么，屈原的《离骚》，是在什么情境下写作的呢，又是为什么写作的呢？《离骚》带有自传性，写作于屈平离开郢都前往汉北之时，司马迁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抒发的是屈平哀怨、愤慨之情。“离骚”二字，司马迁说：“《离骚》者，犹离忧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认为是遭受忧患的意思，这是可信的。《离骚》的主旨是爱国和忠君，在中国古代，国君往往是国家的象征，臣子只有通过国君才能实现兴国的理想，所以忠君是屈平爱国思想的一部分，而他的爱国之情，又是和宗族感情连在一起的，可谓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般认为，“《离骚》反映的是屈原对楚国黑暗腐朽政治的愤慨和他热爱宗国愿为之效力而不可得的悲痛心情，也抒发了自己遭遇不公平待遇的哀怨。”不难看出，《离骚》中不管是出于爱国的愤慨或悲痛，还是出于自身遭遇的哀怨，都是一己情感的抒发。

当然，也有人认为司马迁身陷囹圄、遭受宫刑之后，“把修史和自己的身世之叹联系在一起，融入了较重的怨刺成分……”，对于这一点，我们认为是另外一个学术学问题，或许真有罢，但这就象《红楼梦》中有曹雪芹情感踪迹一样，是无需论辩的。

其次是在塑造形象、表现手法、语言运用几方面二者不可同日而语。

在塑造形象上，《史记》“所涉人物四千多个，重要人物数百名”，“上至帝王将相、诸子百家，下至市井细民、三教九流，应有尽有。”“这些人物不但各具形态，都有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而且他们身上还表现出许多带有普遍性的东西，是个性与共性完美地结合。”这是很难得的，项羽、陈涉、张良、李广……，无不像我们邻居大哥一样使我们感到熟悉和亲切。《离骚》塑造了两类形象：一是“坚贞高洁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有人说“他那傲岸的人格和不屈的斗争精神成为我们的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象征”，但是我们，没有读过多少书的我们，所熟知的始终是那个投江的离我们有点遥远的屈原；二是作为比喻、象征意象的美人、香草，这确实深得《诗三百》之遗风，然而就像我们不十分熟悉屈原一样，我们始终都没有蒙受楚王或者“高洁的人格”的感化。

在表现手法上，有人给予《离骚》的评价是很高的，概括起来有三：一是创造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即突破了《诗经》以来传统的四言句式；二是突出地表现了浪漫的精神气质，主要表现为对理想的追求、想象的奇幻等；三是象征手法。这些都是真的，然而《史记》的风格特征巩怕是三、五点说不清楚的，既然说不清楚的，我们就不再尝试在这里作说明，后文将提到其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可见一斑。

在语言运用上，司马迁堪称大师，早先听说过一句话，说“如果没有莎士比亚，就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的英语”，其言外之意在于莎翁发展甚至是创造了英语。我们以为，将这句话用在司马迁对于汉语言的贡献上一点也不过分。“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王侯将相宁有种”、“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四面楚歌”、“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出自《史记》、在今天仍有着顽强的生命力的固定语言。这仅能见司马氏于汉语言之功的冰山一角，有人讲“《史记》的句法、用词……别出心裁，不蹈故常，摇曳回荡，跌宕有致，……”非是溢美之言。还是那句话，司马氏之于汉语言之功，不是我们在这样一篇小文章中说得完全的，更多的事情还是留给专门做研究的学问家去做吧。较之《史记》，从与上文相同的角度看，《离骚》中我们所能记住的语句，除了一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剩下的恐怕也就不多了吧？

再次是二者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不同和阅读审美效果存在差异。

《离骚》对于后世文学的影响，先人是有着极高的评价的，鲁迅说它“其影响于后世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汉文学史纲要》）。《离骚》以后，汉代的“骚体赋”是对“楚辞”的继承和发展，此其一；其二是《离骚》的象征手法影响到张衡、曹植、李贺等人的创作。好吧，就算先生说的是实情，却也是远不能与《史记》对后世文学的影响相提并论的，我们在这里只就其之于后世小说写作一个方面举例。《史记》的许多基本手法，都堪称是后世小说的典范。如“使用符合人物身份、性格的语言，通过具体事件或生活琐事显示人物性格，把人物置于矛盾冲突中加以表现”等，都开了后世小说塑造人物形象的先河。再如以人物活动为中心展开故事，也是后世小说情节安排的滥觞。显然，我们从唐传奇到明清小说中，均能毫不费力地找到《史记》这些手法痕迹，直至再后来鲁迅、沈从文……，巩怕没有一个人敢说他的艺术创作，是从来没有受到过司马迁的影响的吧？

我们读《史记》，开卷与历史人物同悲喜，掩卷则与司马迁共叹惋，饥肠渐辘，仍不肯释卷，复而吟诵，竟又别有洞天。读《离骚》就不一样了，有人说它娘娘腔，或者偏激，其诘屈聱牙，却是真的，我就曾几次心生疲惫，释卷而逃。此种情况，是不是因为《史记》比《离骚》晚了二百年而文字障碍较少呢？却又不是，即使是更早的《诗三百》中最为艰涩的篇章，也没到如此让人不忍卒读的地步，想来想去，如果不是文人的故作高深，就只能是古之楚地的民歌实在难懂了呀！

我们无意于贬低《离骚》的伟大，它在中国文史上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对我国诗歌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以及对后世文学创作巨大的影响也是不可磨灭的。鲁迅说它“逸响伟辞，卓绝一世”（《汉文学史纲要》），这与李白的话如出一辙，评价是不偏不倚的。然而要说《史记》是“无韵之离骚”，就有些溢美《离骚》而委屈司马氏了啊！《离骚》和《史记》都是中国文学史上伟大的作品，《史记》更是伟大作品中的卓越代表，这一点是《离骚》所没有达到的高度，我们认为。

浅薄如我，本不敢对先生的话妄加评说，然而厚重如先生，是绝不会与一个小子计较的。如若先生于地下有灵，也会原谅我的无知吧？这简直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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