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南朝时期，咏物赋的创作及其特点，用理论来解释，应该怎么理解？——首先，我们要知道，南朝诸王幕府中的文士，除了日常的公文写作，也会通过书、笺、疏与诸王交流，会为诸王及其亲眷撰写诔、行状、碑铭等文章，以记录并彰显诸王及其亲眷的德行。

南朝关于书这一文体的用法

刘宋时期，诸王与文士以书及笺、疏进行交流的，有始兴王刘浚与幕府文士沈璞、顾迈、孔道存之间关于沈璞诗赋文采的探讨。沈璞曾作《旧宫赋》，久而未毕，刘浚作《与沈璞疏》《重与沈璞教》与沈璞谈论文义，其《重与沈璞教》赞美沈璞的逸才赡藻。刘浚又作《与主簿顾迈孔道存书》谈论沈璞作《旧宫赋》之事，赞美幕下僚佐多是辞藻艳逸的文士，为一时髦楚。

诸多文体之中，文士与诸王常用书这一文体进行交流。南朝关于书这一文体的用法也是多样的，在南朝幕府文士与诸王往来的书信之中，有袁淑的《与始兴王浚书》，始兴王刘浚尝送钱三万饷淑，一宿复遣追取，谓使人谬误，想以此来戏弄袁淑，袁淑作这封书信给始兴王。

有自陈冤屈的上书，如江淹的《诣建平王上书》，建平王刘景素览书之后，立刻就放了江淹；有追忆交游，抒发心迹，如萧绎《与刘孝绰书》，刘孝绰的《答湘东王书》，谢几卿的《答湘东王书》和王筠的《与长沙王别书》。

甚至有替幕主之子代写情书的，如何逊的《为衡山侯与妇书》，衡山侯即萧恭，是南平元襄王萧伟之子，清代许梿评点这封情书时说：“寄书闺阁，倩作固奇，而微笑余香，代人涉想，尤为奇中之奇者。水部风情，于斯概见。”探讨文义的有萧纲的《与湘东王书》《答湘东王书》，纵论当时诗歌的风格特征，并尝试树立一种新的诗风，这些书信事实上已经起到构建理论的作用。

此外，幕府文士作为诸王的故吏，会为幕主撰写诔、行状、碑铭。刘勰《文心雕龙·诔碑》云：“诔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又云：“详夫诔之为制，盖选言录行，传体而颂文，荣始而哀终。论其人也，暧乎若可觌，道其哀也，凄焉如可伤。此其旨也。”

文士为诸王作诔的有谢灵运的《庐陵王诔》，其序云：“事非淮南，而痛深于中雾。迹非任城，而暴甚于仰毒。”庐陵王刘义真并无西汉淮南王或者曹魏任城王的行迹，却被诬赐死，令人悲悯。作为与庐陵王相交甚厚的旧友故吏，谢灵运在诔文中控诉权臣对于庐陵王的迫害：“身微咎累，痛逾鸩毒。何斯祸斯，乃怨乃辱。”

行状是叙述死者世系、生平、生卒年月、籍贯、事迹的文章，刘勰《文心雕龙·诔碑》：“夫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标序盛德，必见清风之华；昭纪鸿懿，必见峻伟之烈：此碑之制也。夫碑实铭器，铭实碑文，因器立名，事先于诔。是以勒石赞勋者，入铭之域；树碑述亡者，同诔之区焉。”

文士为诸王作碑铭的有刘孝绰《司空安成康王碑铭》，《梁书》记载：“当世高才游王门者，东海王僧孺、吴郡陆倕、彭城刘孝绰、河东裴子野，各制其文，古未之有也。”

幕府文士奉诸王之命所创作的碑记有沈约的《竟陵王造释迦像记》，裴子野的《丹阳尹湘东王善政碑》，刘潜的《雍州金像寺无量寿佛像碑》，此外还有宗懔奉湘东王萧绎创作的《龙川庙碑》，龙川庙碑据《舆地纪胜》记载在桂阳郡的蓝山。

《竟陵王造释迦像记》记载竟陵王萧子良在永明年间敬制释迦像一躯，“尊丽自天，工非世造；色符留影，妙越檀香”，释迦像的精美表现了萧子良佛教信仰的虔诚。

《丹阳尹湘东王善政碑》记载湘东王萧绎在任宣惠将军、丹阳尹的时期求贤与治民的政绩。《雍州金像寺无量寿佛像碑》是刘潜奉始兴王萧憺之命撰写的碑铭，“彼弥陁感化殊摄，日轮照曜，月面从容，毫散珠辉，辱开异色，似含微笑，俱注目於瞻仰，如出软言。”写出了无量寿佛金像的形貌光辉夺目。

这些公文之外的各体文章展示了幕府文士与诸王在公事与工作之外的交流，通过幕府文士为诸王及其家眷撰写的诔、行状、碑铭等文章展示了诸王的生平与品格，也在这些文字之中流露了幕府文士与诸王的私人感情，通过幕府文士的文章反映了诸王对于文章、佛教等诸多方面的兴趣爱好，总的来说，这些文章都极具社会史料价值。

诸王幕府中的咏物赋创作及其特点

幕府文士会奉诸王教令创作一些赋，与诸王相唱和，其中唱和最多的一类是咏物赋。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写过《箜篌赋》《鹤赋》《山鸡赋》，江夏王刘义恭创作过《桐树赋》《白马赋》。刘义恭的《桐树赋》描写桐树的材质、根叶以及桐树的生长环境之美，有甘露、清风、丹霞、白水涵养桐树的茎枝。

到了南齐时，咏物赋的创作出现了一些应诸王教之作，如谢朓《拟风赋奉司徒教作》《高松赋奉竟陵王教作》，王融《应竟陵王教桐树赋》，都是应竟陵王之教创作的咏物赋。

清代浦铣《复小斋赋话》云：“诗有属和，有次韵，唯赋亦然。《南史》齐豫章王嶷子子恪，年十二，和兄司徒竟陵王《高松赋》；谢朓、王俭、沈约皆有和作。竟陵王幕府中奉教而作的咏物赋是以赋相和的开端，与南朝时期的唱和诗相同，这一时期的和赋也是和意而不和韵。

其二，这些咏物赋都能借物表达对诸王的赞美之情，这是以往的咏物赋所没有的，也显示了幕府文士奉教之作的特点。沈约《高松赋》：“檀乐之竹可咏，邹枚之客存焉。清都之念方远，孤射之想悠然。”

用了四个典故，檀乐之竹，邹枚之客，清都之念，孤射之想。邹枚是汉代梁孝王宾客邹阳、枚乘的并称，都是富于才学之士。清都是神话传说中天帝居住的宫阙，姑射本是神人所居之所，后诗文中以“姑射”为神仙或美人代称，沈约这四个典故的运用赞美了参与诗赋创作的宾主，将宾客比作邹阳、枚乘一样才华横溢的宾客，将竟陵王的府邸比作神仙居所。

其三，这些咏物赋善于描写物品的形貌，对南朝咏物诗的兴盛也有一定的影响。赋作为一种写作手法，“铺采攡文，体物写志”，其特点就是善于摹状事物。萧子良《梧桐赋》直接描写广囿之中业已成林的梧桐树，“依层楹而吐秀，临平台而结阴。乃抽叶于露始，亦结实于星沈。耸轻条而丽景，涵清风而散音。”

王融《应竟陵王教桐树赋》写梧桐的生长环境，沈约《桐赋》也是对桐树一般性的概述，去描写桐树生长的环境，成长的过程。幕府文士视野多局限于府中，对于物象的描写都是知识的和经验的概括，有些甚至就是想象之辞。

沈约《高松赋》首先描写高松的生长环境，高松生长在北园上邸之中，历经千日风霜才有今日的枝干，今日含星漏月之奇。次则描写高松的枝叶树荫，以及高松秀于林中的美感。王俭《和竟陵王子良高松赋》和沈约的高松赋差不多，也是着眼于高松的生长环境。

“山有乔松，峻极青葱。既抽荣于岱岳，亦擢颖于荆峰”，说明高松生长在山峰之上，进而描写高松在林中的体态，“上拂天而独远，下流云而自重。重阴微微，漏景含晖。日既升而犹晦，时方中而未晞。通霄汉而隐影，集鸾皇之翻飞。”

谢朓《高松赋奉竟陵王教作》也是着重描写“斯松最灵”的高松生长环境及其形貌。钟翠红在《南朝竟陵八友同题咏物赋研究》中评价沈约的《高松赋》云：”沈赋共35句，其中体物有26句，而缘情仅仅9句，可见，在沈赋中，体物强化，而缘情却成为可有可无的象征性的点缀。缘情的弱化，造成了赋作情感的主体意象象征意味的弱化甚至缺失。”

赋中抒情言志的句子很少，比如面对梧桐树，萧子良云：“必鸾凤而后集，何燕雀之能临。”以梧桐喜欢招聚鸾鸟和凤凰表达梧桐的高洁，也表明自己招聚贤才的心志。王融赞美梧桐说：“岂远心于自外，宁有志于孤贞。”

梧桐挺立坚贞，也表明自己有志于做一个孤直忠贞的臣子。幕府文士咏物赋的创作直接影响了齐梁咏物诗的兴盛，使赋体物的特点广泛应用到诗歌创作之中，使南朝的咏物诗同样多体物而少抒情。

结语

总的来说，幕府文士在诸王幕府内的主要职事是为诸王写作章、表、教以及檄书等公文，这些公文沟通了诸王与朝廷的联系，也在幕府文士的仕途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幕府文士接受诸王赏赐的物品，需要写作启文答谢，这些谢赐物品的启在南朝文章的骈俪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幕府文士在诸王幕府之内还会群体创作同题的咏物赋，这些同场竞技的辞赋创作活动促进了咏物赋的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