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是世界读书日，很多人在谈到世界读书日的时候都会提起4月23日是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逝世的日子。“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他们都是在年的4月23号逝世的，现在的高中生很少有不知道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的，但是是中国的万历四十四年，在这个阶段前后80年里中国的著名作者及名著，我们的中学生和老师知道多少？读过多少？”在商务印书馆的一个活动上，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师范大学王宁教授面对诸多一线语文老师发表演讲时说道。

这样的问题，让人细思极恐。“国学”这一概念，在最近这些年被炒作得非常火热，许多国学班和国学讲座在社会上很流行，电视上以国学为要素的节目也受到追捧，一时间人人言必称国学。但是真读过几篇古文的又有多少？更何况还有念不出黄遵宪诗中“瓠离分裂力谁任？”的瓠字，把“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中的“鸿鹄”念成“鸿浩”的笑话，可见国学教育，还得从娃娃抓起，任重而道远。

徐光启（译《几何原本》、著《农政全书》）、钱谦益（著《牧斋初学集》《读杜小笺》）、谈迁（著《枣林杂俎》《北游录》）、黄宗羲（著《明儒学案》）、李渔（著《闲情偶寄》《笠翁十种曲》）、顾炎武（著《日知录》）、王夫之（著《船山遗书》）、朱彝尊（著《曝书亭记》）……王宁在屏幕上列出了一大串名字和他们的著述。她以顾炎武为例，继续说道，“《日知录》里面有非常多好文章，我每次读顾炎武这些诗时都非常震动，那么在中国现在流行有多少？”

她抛出来的问题是有讨论价值的。近年来让学生走近国学经典是经常被讨论的话题，真正国学精粹无疑是建立文化自信的基础，但国学是什么，国学经典如何读，在久而久之的讨论中变得有点空泛。

“不是说念一本古书、说一句谚语就有了国学。”演讲里，王宁老师梳理了“国学”的历史演变：从周代的宫廷教育、汉代的经学、魏晋南北朝的四学、宋代理学、到清代的国学，“但这些都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国学传统，现在的国学传统是‘西学东渐’形成的国学，那个时代的人，在面对西方文化输入中国，并和传统文化发生碰撞的过程中，思考把保存和发扬自己的文化和吸收西方文化两者摆对位置。”

在王宁看来，上个世纪初的国学教育所面临的时代特性，和今天的时代有相似性，今天国学教育很大程度上也可以参考当时的国学教育，并“批判着继承”：“第一，要有强烈的爱国精神和文化自信，第二，反对封建糟粕。我们要的传统是优秀的精神基因，立足现代、阐释正确、传承有方，不是照单全收、复古保守。现在传统文化分辨不清楚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什么今天能用、什么今天不能用应该分辨清楚。”

借此，她郑重为读者介绍了“学生国学丛书新编”——这套书由王云五、朱经农主编的《学生国学丛书》而来，该丛书从年开始陆续出版，是为当时的中学生和普通读者阅读古代典籍所编的文言文选本，据说到年已经出版了90种。而“学生国学丛书新编”则是根据目前搜集到的71种目录，进行了适用于现代的加工编辑。

《学生国学丛书》（部分图书）

商务印书馆出版

除了繁体变简体以及重新对原书注释进行修改补充等等技术性的新编之外，这套书还“新”在撰写了新编导言，放在原书绪言的前面，“原编者和新编者对同一部书和同一篇文的看法，或所见略同，或相辅相成，或角度各异，或存在分歧，都能促进阅读者的思考。”王宁老师解释道。

王宁和其他编辑希望，这套书能真正成为今天学校文言文教育中的好帮手。这也就涉及到，在国学教育蔚然成风的今天，课堂国学和文言文教育的实际情况。

文言文阅读，别让学生在翻译中丧失兴趣

顾德希老师曾在北京四中任教数十年，在他看来，不同于数理化学科师资力量很大程度决定了学生的成绩，学生的文言文阅读能力和学校的水平并没有特别悬殊的差距，“重点学校的学生文言文阅读水平不一定就比普通校的强。”他的教学经验中，“学生文言的阅读状况永远会参差不齐。”同一个班级的高中生，有的已经把《资治通鉴》读过一遍，有的能结合课堂所学写出相当通顺的文言文，但也有的把“过秦论”写成“过奏论”。“这是常态。”顾德希说。

无论水平高低，能否让学生点燃文言文阅读的兴趣则是关键，顾老师从自己的经验出发，认为文言文的教育应该早日脱离“逐字逐句的古汉语翻译”，而这恰恰是大多数人所接受的语文教育中文言文学习的模式：老师画出“何有于我哉?”的“于”，为学生解释“介宾结构‘于我’后置”，让学生理解“‘于我有何’的倒装句”……一堂课老师都在讲解一个“之”字有怎样的语法解释，让很多学生失去兴趣。

“把文言文的阅读放在‘翻译’上，副作用很多，一是不可避免的信息丢失，概念意义、情味意蕴都会丢失，课堂教学中让学生把一篇文言文从头到尾‘对号入座’地搞翻译，一句一句斤斤计较于文言文词法和现代汉语的异同，结果学生可以去记的往往是别别扭扭的译文，而精彩的原文反而印象模糊，这不是买椟还珠吗？”顾老师说。

他的观点受到一些一线语文教师的支持，当然也有反对的声音，比如因为考试大纲上对文言文语法的解释的要求，老师们必须教给学生这样的方法。在顾德希老师看来，通过教学让学生对文言文有兴趣仍是语文课堂上必须的功能，这才应该是让学生走进或走近传统文化的关键，具体的办法来说是“不同的文本要有不同的侧重”。

他举了例子，譬如读《左传》，“《左传》写得比较多的是战争的准备，实战部分都一笔带过。战争准备的部分不好理解，有一个故事是‘解梦’，就是晋文公开战之前做了一个怪梦，第二天晋文公就跟自己核心圈子的人转述自己的梦。这很奇怪。但是《左传》记这个事，真值得研究。”顾德希老师用“领导力”这样现代的词汇来形容晋文公，“晋文公想看看核心圈子里的态度。如果核心层的态度不一致，打这一仗自信心不足的话，会有另外的安排，他要了解这个情况。”按照这样的思路他还讲解了“退避三舍”中的“守礼诚信”，同样的，都很少涉及到古汉语的语法，“我们要从具体典籍出发、从不同实际出发，不要让所有学生都搞从头到尾的翻译，这会让教学走入死胡同。如果让所有学生都这么搞，多读国学经典就不可能了。”

顾德希老师是商务印书馆这套“学生国学丛书新编”的顾问，在他看来，每本书的新编导言和原书导言恰恰是给老师和学生以及读者“有空间的指导阅读”，“很多优秀的一线教师把先期阅读和成功的教学经验编入导言当中，能够针对不同水平的读者的阅读分层，提出建议，这样将有助于老师结合自己学生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制定出付诸实施的具体导学方案。”

“坚持自学也是文言文学习的好办法。（一个老师）只靠面对几十个人的文言文课堂讲授（统一的知识），几乎不可能把所有学生迅速均衡起来，而每一个学生和读者根据这些文本导言中不同层次的建议，能飞的飞，能跑的跑，快走不了慢走也很好，选择适合自己或者自己感兴趣的文章坚持不懈地去读去用，一定会收获很好的效果。”顾老师说。

文

张知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