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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旅留痕》之长城（一）公元前年的一天，秦始皇非常重视的宠臣卢生，献上了由入海寻仙的方士带回来的一本书。像往常一样，秦始皇急切地翻开书，想看看里面是否有能如何让人长生不老的妙方。这一次秦始皇不仅又是大失所望，更让他感到震惊的是，这本名为《录图书》的谶(chèn)书中，居然记录着一个惊人的秘密：“亡秦者胡也”。这对秦始皇来说不亚于一个晴天霹雳。他联想到这两年来多次遇到暗杀时的情景，不仅汗毛孔有些发冷。原来他一直寻找的对手藏在这里啊!敌人终于找到了，这位傲视天下的始皇帝像打了鸡血一样地兴奋起来。他马上派大将蒙恬率领三十万大军北征匈奴，匈奴抵挡不住秦军的进攻很快退守阴山以北，但秦始皇对这些“胡人”并不放心，生怕他们会卷土重来。于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在这位始皇帝心中悄然形成了。那就是在北方建造一条连绵不断的城墙，把胡人的铁骑永远地挡在这条“铜墙铁壁”之外，以破“亡秦者胡也”的恶咒。01长城，是秦始皇的一个梦想。这一次又是蒙恬，他接到修筑长城的命令后一刻都不敢耽搁，一边派人勘测地形绘制方案，一边征调劳工加紧物资准备。很快，修筑长城的方案就送到了秦始皇的案前。他对蒙恬的方案大加赞赏，立刻给予批准，并嘱速行之。蒙恬的方案之所以得到秦始皇的赞赏，是因为它充分利用了从前秦、赵、燕、韩几个北方诸侯国旧有长城，并提出了就地取材，因势而行，连旧建新，适当延展的原则。用今天的观点来看，这也无疑是一个基于实际的最佳方案。其实，修筑长城在当时也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早在公元前7世纪前后，西周治下的各诸侯国为了抵御别人的进攻，就开始在与邻国交界的领地上修筑高大的城墙。到了公元前4世纪前后，随着北方游牧民族的逐渐强大，燕、赵、秦等国更是加大了修建长城的力度。所以从技术层面上讲，修筑长城并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难题。那么，剩下的问题就只有两个，那就是人力和物力了。但这个问题在踌躇满志的秦始皇眼里根本不算什么，刚刚灭了“六国”的始皇帝已经把“天下”据为己有，没有什么事能难倒他，更没有什么人可以阻止他去做心中想做的任何事情。于是，秦始皇大笔一挥，命蒙恬征调七十万民工，力争用最短的时间完成修筑长城的任务。修筑长城的大幕就这样急切地拉开了。让人们怎么也想不到的是，这台大戏一演就是上千年，而且精彩纷呈，无与伦比，震惊世界。工程的浩大程度，在今天人们的眼里也是可怕的。虽然先秦北方各诸侯国也修筑了一些长城，但大多都修筑在地势较为平坦的地方，总长度也不到蒙恬规划的三分之一。所以，无论从难易程度还是从规模上看，北方各诸侯国的长城都无法和秦长城相比。据记载，秦朝当时有人口万左右。从秦始皇到秦二世征调民工近百万修筑长城，占全国人口的二十分之一左右。有人把秦长城的修建过程和北方各诸侯国修建长城的过程做了一个对比，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就不仅仅是筑城御敌的壮观画面，而是一道让人触目惊心，心酸不已的凄惨景象了。虽然北方各诸侯国经常受到草原民族的袭扰，但他们懂得轻重有序，量力而为。他们有重点地在战略要地修筑长城，把有限的人力物力投放在重要的战略支点上。而秦始皇的做法，却正好恰恰相反。他盲目地命令全线出击，不管是平原丘陵，还是崇山峻岭，必须统统连成一片。这才有了西起临洮[táo]，东到辽东的浩大工程。一切都是膨胀的野心和欲望惹的祸，身为皇帝的嬴(yíng)政有理由把这个国家当作自己的私产，但是他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人心。虽然他统一了国家，但人心还远未收复。焚书坑儒和化戈为俑只能把表面上的东西处理干净，藏在人心里的情感不是靠这样的做法就能够征服的。想当初，北方各诸侯国动员民众修长城，虽然也是劳师动众，但老百姓为了不受北方游牧民族的侵害，心里还是支持的。而秦始皇为了快速完成长城的修筑，消除“亡秦者胡”的隐患，满足他作为皇帝的虚荣，把南方楚地的百姓都征召来，本来对统一后的秦王朝还没有形成认可的百姓，怎么可能为一个暴君去卖命呢？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虽然是一个传说，但却足以证明老百姓因此而付出的巨大代价。就连在修筑长城中立下汗马功劳的蒙恬，也没有躲过宿命的一劫。据说，秦始皇死后，赵高唆使胡亥赐死蒙恬。当使者来到阳周逼迫蒙恬自杀时，不知自己所犯何罪的蒙恬无奈地说：“我们祖孙三代，都为国家立过大功。要说有罪，只能说我从临洮到辽东修筑长城，挖壕沟一万余里，中间能没有截断大地脉络之处吗？这也许就是我的罪过吧。”这真是历史的悲剧和无奈，长城的修建者，把其作为自己的罪行而录于心，才能坦然地吞下要命的毒药，完成自己忠臣形象的最后塑造。蒙恬虽死，但遗恨未绝。于是，上天在大泽乡赐给了楚人一个复仇的机会。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作为屯长的陈胜和吴广，以遇雨不能按期到达渔阳，按律当斩为由杀死押送他们的军官，率众起义。在教科书上，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司马迁在记述这个事件的时候，有两点没有说明白。一是地点上的糊涂。陈胜和吴广的家乡都在河南，此行的目的地是渔阳(今北京)。从路线上看，本应一直向北方行进，但他们的行军路线却是向东南方向走了多公里，来到了安徽境内的大泽乡;二是身份上的不清楚。史书上说，陈胜和吴广都是贫苦的农民出身。但又都既有名，又有字，还对国家大事了如指掌。起事时不单是借助占卜之口和鱼腹中的锦书在众人中树立威望，而且还假借公子扶苏和楚将项燕的名义，达到号召民众的目的。现在，我们已经无法弄清太史公为什么会如此记述，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大泽乡起义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它是陈胜和吴广精心策划密谋已久的一个必然事件。其原因，表面上是“苟富贵，无相忘”和“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哉”的个人野心始然;而根本上是以筑长城，修陵寝，建宫殿为代表的秦帝国的残暴统治。历史是不可以假设的。不论事情的真相如何，秦帝国灭亡的结局是肯定的。陈胜、吴广也好，项梁、项羽也罢，还是后来做了皇帝的刘邦似乎都是在为那句“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谶(chèn)言作注，而且十分精彩。纵观整个中国历史，除先秦各诸侯国外，秦、汉、明三朝在修筑长城上下的功夫比较大。也许是有了秦长城的基础，后来者的工作量有所减少;也许是生产力发展了，长城的修筑不像最初那么艰难;也许是统治者调整了政策和方法，后来者虽然在修筑长城时，也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都没有出现像秦帝国那样百姓揭竿而起的局面。中国老百姓似乎把对长城的恨意全都记在了秦始皇一个人的头上，这也许是对始作俑者的一个历史性“奖励”和极大的讽刺罢了。作者渔樵本名王法胜，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石油作家协会会员，大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大庆石化公司作家协会主席，邂逅湖读书会会长。出版个人诗词集《心旅诗话》、《大庆城事》等文集。作品散见报刊和网络。创建邂逅湖读书会和渔樵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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