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后强

嘉陵江是长江上游重要支流，发源于秦岭北麓代王山，干流流经陕西、甘肃、四川和重庆，流域形态如桑树。

南充位于嘉陵江中段，长江流域的心脏部位，曲流犹如野蚕，区域图形似桑叶。古代南充属于巴国，是夏王朝（大邑、西邑）领土（巴方），商朝为巴奠（甸），阆中为都城，周朝为诸侯国（巴子）。嘉陵江是巴蜀天然分界线，也是唯一融合线，从北南走向看，大体可分，东为巴、西为蜀，能够称“巴蜀河流”的只有嘉陵江。“巴出将、蜀出相”，两边文化不同。古桑蚕，从喜马拉雅蔓延到“万山之祖”昆仑山再走向“中华龙脊”秦岭，从嘉陵江走向巴蜀大地，巴蜀都是人工桑蚕的发源地，但核心区是嘉陵江流域中段的南充。“蜀山氏”“蚕丛氏”“巴氏”都与“虫”有关，古代指分布在嘉陵江流域的野蚕，文化源头在神农氏炎帝（宝鸡常羊山）。

我们大胆猜测，三星堆丝绸（包括殷墟妇好墓丝绸）可能来自于嘉陵江中段的南充，理由十条：一是历史文献有记载如《华阳国志》（巴志），在《山海经》中也有记载；二是历代诗人诗歌有描述，如《诗经》，还有唐宋诗词；三是考古学有证据，如嘉陵江都京桑树乌木、阆中飞凤镇缫丝青铜器摆件；四是“丝绸之母”嫘祖是人工养蚕第一人，两个儿子都在巴蜀，故乡盐亭古时属于南充（古充国），李白的老师赵蕤撰写的《嫘祖圣地》；五是古代以形定名，嘉陵江南充段曲流形如蚕虫，南充地图形如桑叶；六是古代鱼图腾，嘉陵江产鱼，三星堆金杖鱼鸟造型可能来自嘉陵江；七是嘉陵江流域气候土壤适合蚕桑生长，自然优势独特；八是南充水陆交通方便，易于到达成都和西安、洛阳等地，道路区位优势明显；九是长江上游是中华文化发源地，文化由西向东扩散，与黄河、长江流向一致，如“巫山人”“皮洛遗址”早于河姆渡、良渚遗址，西部的蚕桑丝绸文化早于东部沿海；十是古人祭蚕如神，认为蚕丝是沟通人与神的媒介，玉蚕、蚕桑石刻等是祈求逝者升天成仙，并不是出土地生产蚕桑的直接证据。四川特别是南充丝绸考古实物较少，是因为河流太多、湿度太大，蚕茧丝绸有机物很难长期保存。

每次来到南充这个丝绸之都，都有膜拜之感。尤其是对丝绸源点，更是有敬畏之感。在年我曾提出三个观点请教大家:一是原始野桑树从南充移栽全球；二是原始野蚕从南充移民全球；三是古丝绸从南充走向世界。南充是“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交汇点，是南北丝绸之路的源点，这些年就此似乎没有太多争论。

中国有“七大绸都”，东部有杭州、苏州、湖州、吴江盛泽、嘉兴、无锡，西部只有南充一家。从人类起源于喜马拉雅的观点来看，西部辉煌早于东部沿海数千年，因此，几乎可以肯定，在“七大绸都”中，南充产丝绸最早，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是丝绸源点，名副其实。其余六个绸都兴盛于唐宋，历史很短，大大晚于南充。南充不但是中国西部唯一的“中国绸都”，也是全国四大蚕桑生产基地（来宾/南充/六安/晋城）之一，更是世界丝绸原料（蚕茧、生丝）早期的供给地和主产地。

中国是丝绸的故乡。最早纺织品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年至年的黄河与长江流域，商周时期得到巨大发展。《诗经》有纺织生产咏唱，《周礼》有纺丝机构、官职、法令。年在山西省夏县西阴村发现半个野生桑蚕茧，是距今年至年前的遗物，后来在良渚文化遗址发现玉蚕（距今年前）、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发现原始纺织机（距今年前）。这些都是蚕虫崇拜的结果，不是生产丝绸的物证（有的是祭祀、有的是外地带入、有的是纺织麻布）。古蜀历史从蜀山氏（岷山氏）开始，经历了蚕丛氏（目纵、石棺）、柏灌氏、鱼凫氏、杜宇王朝、开明王朝。四川甘孜稻城皮洛遗址属于旧石器时期文物，“人类的童年”，有七个文化层，出土上万件石器，特别是精美的手斧，遗址第三层的年代至少为13万年，下面的文化层年代将更久远，估计能达到20万年左右，为青藏高原的史前人类活动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材料。岷江上游四川阿坝茂县营盘山遗址距今年至年，其中有大量陶器、玉器、石器、骨器等遗物，还有件动物骨骼遗存、粒炭化植物种子和余块水果核残块，形成了古蜀人的食谱。其中可能有纺织物、蚕茧等痕迹遗存。

嘉陵江流域中段最适合蚕桑生产，是全国乃至世界丝绸及其原料的供给地和主产地。成都、西安是丝绸加工地、中转站和交易中心，本身不种桑养蚕，不产出蚕茧和生丝。古代德阳广汉也不产蚕茧、丝绸。商代四川不叫“蜀国”，应该是“蚕桑之地”“丝绸之地”，因为甲骨文“蜀”与“蚕”相通，表示“虫”。古代四川的蚕丛、鱼凫、鱼图腾可能来自嘉陵江。商王武丁非常关心蚕桑丝绸生产，甲骨文多次出现“蜀”字。从南充到安阳、到洛阳、到西安，水路与陆路都比成都方便、距离更短。

在历史上，成都丝绸非常繁荣，还有“蚕市”，一年三次蚕市，三月蚕市规模最大、影响最大，但成都蚕市兴于唐盛于宋。到了宋代，成都蚕市举办时间更长、地点更多。成都主要是做丝绸纺织加工，生产能力强，水平很高，因此有“浆洗街”“锦江”等地名，但不是丝绸原料生产地，种桑、养蚕的历史也很晚。成都出土的蚕桑随葬品和石刻像，表示蚕沟通天地人神，祈求逝者升天，并不是说成都就是蚕桑和丝绸生产地。南充既种植桑树、养蚕，也生产丝料，制造丝绸。通过南北陆路，长江水路，把丝绸远销国外，可以说是南北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源点、交点。

最近两年，三星堆考古又有许多重大发现，在世界引起巨大反响。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年3月关于丝绸痕迹和遗存的发现，充分证明三星堆古国曾经是世界丝绸交易中心。我们在论文中多次表明，三星堆是古人祭拜月亮的场所（地名“月亮湾”），是世界宗教艺术品设计制造中心，是世界商品贸易中心，重要的器物都用丝绸包裹，特别是最近发现的“月亮宝盒”龟背网格青铜器，更是用大量丝绸精致包装。中国古人认为月亮是生命的归属，丝绸可以沟通天地人神，主要用于祭祀活动。大体地讲，人类经历了采集渔猎、农耕畜牧、工业文明三个阶段。远在万年至20万年前人类开始渔猎生活，因此在“龙图腾”之前，是“鱼图腾”。“龙图腾”是从畜牧社会的“飞马”演变而来。古蜀人把鱼作为图腾，嘉陵江产鱼，三星堆有许多鱼的造型，比如金杖上就有鱼与剑，嘉陵江一直为三星堆服务，保持极为密切的信仰和商贸关系，甚至可能就是三星堆古国的属地，丝绸及其原料也应该来自嘉陵江流域。三星堆不是毁于战争、洪水、内斗、瘟疫，而是毁于三次大的雷击，因为是这些器物是被烧毁、砸烂后有规律、很理性地埋入坑内，最上层是象牙，中层是大中型青铜器，最下层是小青铜器、各色饰件、玉器等。在掩埋之前这些器物被砸打和焚烧过，因此灰坑是“掩埋坑”不是“祭祀坑”。坑内壁没有火烧痕迹。四川盆地是雷击区，广汉更是雷击集中区，古代没有避雷针（清代才有），雷击事件经常发生。在人们心中，“遭雷打”不是好事，是上天惩罚，因此迁移到金沙遗址，在金沙就很少有大型青铜器了，古人担心它们再惹祸（雷击）。金沙遗址是洪水后瘟疫所灭，也应该有大量丝绸。

三星堆遗址发现丝绸，振奋人心。这可以断定我国古代使用丝绸的历史可能比已知的时间更早，至少年以上。在三星堆找到了丝绸，上面很可能会有文字记录。有文字就可能通过丝绸来解开三星堆的未解之谜。可见三星堆发现丝绸多么重要！

此次在三星堆遗址灰坑发现了两种丝绸。一种是在祭祀坑的灰烬层里发现大量丝绸痕迹；第二种是在青铜器的周边上发现了丝绸包裹的痕迹。专家们认为，发现丝绸一般有三种语境：一是反映世俗生活的遗址，二是反映丧葬习俗的墓葬，三是反映宗教信仰的祭祀坑。丝绸在中国多年的历史里，它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最高层面是祭服，用来做祭祀用，是沟通天地人神的；第二个层面是尸服，伴随逝者入地升天；第三个层面是日常穿着，反映了社会生活。三星堆遗址祭祀用的丝绸，属于精神层面，印证在古蜀时期，丝绸有沟通天地人神的独特用途；在物质层面，也反映当时古蜀国的丝绸生产，为西南丝路提供考古学实证。在灰坑里发现丝绸，把丝绸的功能提高到了精神信仰的层面。祭祀是最隆重的场合，通过考古丝绸可以发现古人的礼仪空间、宗教信仰、宇宙观念。有学者指出，最早的丝绸，一定不是做漂亮衣服用的，一定是沟通天地人神所用。为什么古人将丝绸作为沟通天地人神的载体呢？这是因为丝绸、蚕、桑树体现了中国特色的天人合一的观念。新石器时代的先民或许是在原始桑林中观察到了蚕自卵至蛹并化蛾飞翔的变化，把它与人的生死、天地沟通联系，渐渐蚕成为通天的引路神。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人们开始养蚕，并开始对茧丝利用，其目的就是把它作为沟通天地的一种媒介。事实证明，0多年以前，古蜀先民已经开始使用丝绸，从四川的气候环境而言，0多年前古蜀人种桑养蚕完全没有问题。

中国是世界蚕桑丝织的起源地，四川地区则是最早开始养蚕育桑的地区之一。四川自古便是丝绸制造中心。据考古发现，早在商周时期，古蜀地区便已与印度和东南亚各国通过陆上交通联系。据历史文献记载，张骞出使西域时，曾在大夏(今阿富汗)见到蜀地所产邛竹杖、蜀布等，得知蜀地与西方贸易往来由来已久。南方丝绸之路与北方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一样，皆为我国古代对外交通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多年前的汉代，四川是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货源地。汉代扬雄曾在《蜀都赋》中写到“尔乃其人、自造奇锦”。年，考古人在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发现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专家考证是汉晋时期的蜀锦。此外，新疆还出土过印有“双流县”的联珠龙纹绮、钤有“益州都督之印”的衣物；现藏于日本的吐蕃文书也有“益州半臂”“梓州小练”的记载。几年前法国图书馆公布的敦煌遗书电子版，也发现了“西川织成锦”“彭山绫”“红川锦”“软锦”等字样。软锦、红川锦等都是蜀锦的分类。年初，四川渠县城坝和宣汉罗家坝的一批战国墓葬中，也发现明显的丝和麻痕迹。另外，在三星堆年的发掘中，还出土陶纺轮。我们可以形成一条相对完整的证据链：三星堆纺织麻布、甚至纺织丝绸的历史至少在0多年以前。

远古时期，蜀地便开始了大规模栽桑养蚕抽丝，三星堆文化时期，丝绸生产已经达到了相当发达的水平。考古学家曾发现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立人像身着上衣下裳，服饰上有起伏纹饰，应是丝绸织品表达，可见蜀人0多年前便已较为熟练地掌握了丝织方面的技艺。最早在成都平原建立政权的族群称为“蚕丛”，与养蚕抽丝有着直接的关系。因而，蜀地的栽桑养蚕、纺织丝绸技术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蜀地蚕桑业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蜀”之称谓，源于蚕桑业的兴起和发展。《释文》和《玉篇》则说“蜀，桑中虫也”。蜀地之所以成为丝绸之乡，主要是气候温和、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水源丰富。成都百花潭曾出土了一件战国时期的铜壶，其上绘有一群妇女在桑树丛中采摘桑叶的场景，形象地反映出当时蚕桑生产的繁忙景象。成都汉墓出土了大量的画像砖，所绘采桑图和桑园图也反映出两汉时期种桑、养蚕、缫丝和织锦业发展的景象。这些图画主要反映蚕入地通天的功能和人类期待逝者早日脱胎转世。从蚕丛时期到开明时期，蜀地的丝绸制造不断发展，至秦汉之时，成都因织锦之盛而有“锦官城”之美名，在中国乃至世界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可谓是“世界丝绸制造中心”。

中国丝织提花技术起源久远，早在周代就已出现织锦，战国中期，出现经线密度很高的经锦。秦汉时期，织锦结构复杂，纹样、色彩日益丰富，反映出当时的提花技术已达到极高水平。两汉时期，成都地区的织锦业已经步入“机械化”生产阶段。成都曾家包汉墓石刻上雕刻有汉代脚踏式的织布机和织锦机。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了4架织机模型，为一钩多综式提花机，一起出土的还有胸部漆书铭文的织工。据纺织专家研究，这款复杂的综式提花机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织机。老官山汉墓织机模型的发现，填补了中国乃至世界纺织机械史之空缺，刷新了今人对汉代提花机的认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都是世界上唯一的丝绸生产地。年，中国丝绸博物馆的专家用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的织机模型复原出的织机复制出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也印证了“五星出东方”锦是成都锦的论断。柔软的桑叶、细密的蚕丝，不仅织起了五千年厚重的历史，也织成了对外交流的桥梁，迎来了中华民族“衣冠王国”的美誉。丝绸之路的繁荣发展，不仅为中华服饰文化的对外输入创造的条件，而且将桑蚕养殖技术和纺织技术传入西域，被丝路沿线国家所学习、模仿。

三星堆的丝绸原料从哪里来？我们猜测来自南充！这至少是大概率事件。因为在远古时代，德阳广汉不产蚕桑丝绸，西安、成都是丝绸纺织地、中转站和交易中心，只有嘉陵江流域中段的南充种桑、养蚕、产丝。南充是三星堆古国的丝绸供给地、主产地。

第一，嘉陵江流域中段（南充段）最适合蚕桑生产。“巴山蜀水”四字，“蜀”就是野蚕，是嘉陵江主干曲流形态；“巴”就是“大蛇”即龙虫，是秦巴山轮廓的形态。《山海经》“巴蛇吞象”可能是家蚕吃桑叶的写照。

据南充学者考证，嘉陵江形成于1亿年前，4千万年前稳定于如今的形态。她发源于陕西省秦岭凤县和甘肃省天水市南平南川流经陕、甘、川、渝4省市，在重庆朝天门汇入长江，全长公里。嘉陵江流域南充段，长公里，流域面积近万平方公里。这里以浅丘广谷平坡地形为主，气候温润，雨量充沛，土地厚沃，酸碱度适中，水质优良，灌溉方便，热季时间长，光照充足，特别适宜桑蚕生产与养殖。上古时代，出生于嘉陵江畔盐亭的嫘祖开启了育蚕治丝之先河。古代盐亭属于充国（南充）。嫘祖发现桑树上多有野蚕吐丝作茧，逐将其驯化家养。黄帝看上了美丽聪慧又能养蚕做丝的嫘祖，于是娶其为原配。《皇图要览》说“伏羲化蚕，西陵氏（即嫘祖）始蚕”，就是嫘祖最早教民事蚕的有力证据。据考证，同时代或之前的其他地区，没有发现类似嫘祖“教民育蚕”的案例，这就充分证明，嘉陵江流域中段南充市域是嫘祖驯化野蚕之地，也就是中国桑蚕的发祥地。嫘祖文化应该也是炎帝文化的组成部分，源头在陕西宝鸡常羊山。炎帝与黄帝是兄弟关系。据史料记载，自周朝始，今南充、西充、南部、阆中等地的蚕丝织物就已经成为贡品。在秦汉时期，丝绸业开始成为南充经济的一大支柱。年，南充市高坪区都京镇出土了两段10多米长的粗大乌木，鉴定木质为桑树，已埋地下上万年，再次证明嘉陵江产蚕历史悠久，乌木形成时间大约0年至年。说明南充高坪在近万年前已经种桑养蚕。

第二，文献记载南充是重要的的桑蚕丝绸生产地。《华阳国志》卷一（巴志）记：周初之时“巴西郡，属县七（现南充市阆中、南部、蓬安等县），土地山原多平，有牛马桑蚕……桑蚕麻柠，鱼盐铜铁……皆纳贡之。”又记：“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说明夏朝禹王召集诸侯会盟，巴蜀人持玉帛参会，以其向朝廷进贡。帛，丝织品也，在甲骨文卜辞中主要指地名，最大可能就是指“巴蜀”。这里的关键是，巴蜀丝绸时间在大禹时代就有了（早于三星堆），“巴蜀融合”之地只能是嘉陵江流域南充。这是南充高坪成为丝路之源的关键史料证据。大量诗词和文献记载了南充种桑养蚕和缫丝织绸的盛景。年6月《四川文物》上发表了“盐亭县发现嫘祖圣地碑志”，据说是李白的老师赵蕤撰写的《嫘祖圣地》。《诗经》记载了纺织生产咏唱，《周礼》记载了丝绸机构、官职、法令。诗圣杜甫入蜀在南充时留下的《屏迹》一诗写到：“桑麻深雨露，燕雀伴生成。”明代学者郭子章的《蚕论》记载，阆水一带“绿荫冉冉，女桑姨柔，参差墙下”，写出了嘉陵江流域桑事繁盛，说明当时“墙外栽桑，墙内养蚕”已成为常态。年阆中出土的朱家山唐代墓葬碑文记述了阆水一带蚕业的兴盛。有了桑蚕的原料，就缫丝织绸。唐代诗人贾岛在《题嘉陵道》中写道“蚕月缫丝路，农时碌碡村。”宋代诗人陆游在《岳池农家》中云：“一双素手无人识，空村相映看缫丝。”诗圣杜甫在嘉陵江《泛江》中的诗句“长日容杯酒，深江净绮罗”。宋代果州令邵伯温在《果山即事》中写道：“万家灯火春风陌，十里绮罗明月天”，生动描绘了顺庆十里长街绫罗绸缎交易的热闹繁忙。这些诗词写出了嘉陵江流域人们种桑养蚕和缫丝织绸的繁忙景象。经过南北朝及隋朝的发展，丝绸产业在唐宋时期达到新的高度。有诗人用"天上取样人间织，满城皆闻机杼声"来形容当时丝绸业的盛况。在现代，丝绸生产更是南充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上世纪八十年代，丝绸产值占据南充经济的半壁江山，有近半的南充人吃的是丝绸饭，即使在如今全球丝绸产业萎缩的大背景下，南充仍然是国内少有的桑蚕丝绸全产业链的生产、流通、出口基地。

第三，南充水陆交通方便。丝绸历来都是奢侈品，在汉晋唐宋时代，更是“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南充各地生产的大批量丝绸在本地消费极少，源源不断销往外地。自古蜀道山川险恶，难上青天，但嘉陵江中段的南充拥有水运之便，货船溯流上至四川广元或者陕西略阳取道陆路金牛道直抵长安，另从阆中入东河上陆道米仓道越米仓山过汉中达长安，这就是南充作为丝绸源点通往北方丝绸之路起点西安的一水二陆通道。南充丝绸经水路嘉陵江顺流南下出川联通海上丝绸之路。在明清年代编纂的《南充县志》、《南部县志》、《西充县志》、《阆中县志》中，都有唐宋时期南充各地丝绸销往渝州等长江流域一带的记载，并详细载明了各县销售量和销售总金额，从中可以看到南充丝绸每年销往长江流域一带数量大、收益多，最少的销量都在数十万捆，收入上千万银钱。这些丝绸顺长江抵上海从东海南下通过海上丝绸之路销往海外。南充六合丝绸年、年两度摘取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产品就是从南充出发由嘉陵江顺流而下进长江、入海洋取道海上丝绸之路送达巴拿马的。这些都充分说明，南充得嘉陵江水路和蜀北道运输之便利，历史上的丝绸源源不断输往长安、成都和沿海，自然形成了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丝绸源头。

第四，丝绸主产地必须同时具备“六大要素”。一是自然要素，就是能适合优质野桑树生长的条件，比如海拔高度、土壤酸度、空气温度、湿度等；二是生物要素，就是有适合优质野蚕生长的气候条件，本地有野蚕种；三是技术要素，就是有纺织加工蚕丝的设备和人员；四是交通要素，有水路、陆路运输的方便条件；五是交易要素，就是有丝绸市场和商业氛围；六是群众要素，就是有一定规模的蚕丝产量和生产人群。桑树生长的条件是，海拔米以下，温度范围5℃至30℃（在25°到30°最好），水份60%到85%（最好65%），土壤肥沃深厚，酸度ph4.5到9.0（最好在6.0到7.5之间）。有机质1.5%以上。阳光充足。蚕子生长条件是，在温带、亚热带和热带地区，饲养温度20℃到30℃，发育温度7℃到40℃，湿度70%到85%，空气流通，光线不能太强。蚕桑病很多，如白粉病、桑赤锈病、紫纹羽病、桑枝枯性菌核病，这些均为真菌性病害，还有桑青枯病、桑疫病，均为细菌性病害等等，要特别注意防病，这是技术问题。

第五，只有南充同时满足“六个维度”。一是地理维度。南充主要是丘陵，位于中国地理第二阶梯过渡带，北纬30°35到31°51，东经°21到°58，海拔米到米，年均气温17℃。高坪区北纬30°7，东经°，海拔米。四川盆地有条河流，南充境内有9条河流，带来空气湿润。青藏高原的淡水和四川盆地的封闭是独一无二的自然条件。嘉陵江流域3.9万平方公里，流向总体是从北到南，最适合蚕桑生长生产。二是古城维度。学术界认为古丝绸之路，西汉起自长安，东汉起自洛阳，因为这两个地方都是中国古都，而南充不是，这是“都城效应”，丝绸之路是“国道”，不是“省道”和“市道”。因此，南充只能是“源点”而不是“起点”。三是时间维度。在指南针用于航海之前，南充丝绸到南亚或西方，比江浙方便，陆路距离更近。最早去印度的丝绸应该是南充的。四是生物维度。原始野桑树在嘉陵江生长茂盛，其他地方的桑树是从南充移栽和培养的。南充高坪区都京街道在嘉陵江中发现的两根乌木，树根、树干及分枝完好，从树型上看是桑树。嘉陵江河道内已多次出现乌木，这说明，高坪在古代有原始的巨大的野桑树林。南充境内至今还有许多鲜活的古桑树。五是经济维度。古代南充经济不如西安和成都，这样才重视农业，发展蚕桑，否则就发展城市经济了。蚕桑是当时的主要经济。成都商业很发达，种植蚕桑的可能性不大，主要是销售和精细加工，府河因为洗沙而变锦江。六是文化维度。《水经注》、《华阳国志》、诗词、民俗、传说、歌谣、地名、道路等，都有南充蚕桑记载。盐亭黄帝元妃嫘祖养蚕纺丝，解决了技术和人才问题。据南充当地居民证实，南充一些山里至今还有野桑野蚕。古代是通过丝绸之路把蚕种桑树传播出去的。

第六，古人“以形定名”，嘉陵江形似蚕虫。三星堆时代的四川不叫“蜀”，就像夏朝不叫夏，而叫“大邑”“西邑”“邑”。商代的三星堆可能叫“蚕”，与“蜀”（野蚕）相通。蜀王的祖先是“蚕丛”，其后是白鹳（灌），再是鱼凫。蚕丛不是一个人名，而是一群人，即蚕丛氏。丛，表示一大群聚集，许多事物凑在一起：丛生、丛聚、丛密。古书记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是为帝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这里“江水”应该是长江即金沙江，“若水”应该是嘉陵江，因为嘉陵江形态似蚕虫。“若水”取意“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水，是人类文明的源泉。过去说“若水”在雅砻江一带，可能有误。蜀山氏之女，应该是蚕丛氏之女。鱼，是中国古人的图腾，有陕西西安临潼区姜寨遗址年前“人面鱼纹盆”为证。中国已经发现四处遗址有此图，半坡遗址有7件，姜寨遗址3件，宝鸡北首岭遗址1件，西乡何家湾遗址1件。嘉陵江产鱼，三星堆鱼崇拜来源南充。中国的古代文化都拜月，月亮是人的归属，蚕是媒介。三星堆人崇拜月亮，以蚕丝通神、敬神，所以在灰坑里发现了丝绸。月亮上的“桂花树”，最早是“花椒树”，后来演化为“桂花树”，实际上是“蚕桑树”！就是三星堆的神树（扶桑）！

第七，商王武丁重视蜀地蚕桑，妇好墓有许多丝绸。甲骨文中多次出现“蜀”，这里“蜀”本意是蚕桑、丝绸之地，不是国名。据有关学者研究，甲骨文关于“蜀”的卜辞有50多条（包括残辞），其中武丁时期有48条，内容主要是蜀人为商王做事，还有就是蜀人保护商王，武丁为蜀人农业祈福（蚕桑生产），问蜀人吉凶（丝绸运输安危），蜀人在商朝担任要职，商王派人到蜀地任职，主要负责蚕桑之事，等等，这些说明蜀地归属商王朝，蚕桑丝绸是商王的大事，主要是祭祀要用。“殷墟妇好墓”和三星堆都发现大量海贝、象牙，这是丝绸交易的结果，因为本地不产海贝，来自印度洋，是货币。武丁是商王盘庚之侄，商王小乙之子，商朝第23任君主，夏商周断代工程将武丁在位时间定为公元前年-公元前年(在位58年)。武丁在位时期，勤于政事，任用刑徒出身的傅说及甘盘、祖己等贤能，复兴商朝，开创武丁盛世。武丁的妻子是妇好。在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中，有五十多件铜器上留有织物的痕迹。研究发现，这些织物痕迹至少有五个品种，即平纹绢、经朱砂染色的平纹绢、经重平组织的缣类织物、回形纹绮和罗类织物。绢，是质地薄而坚韧的丝织品，也指用生丝织成的一种丝织品，后引申为丝织品的通称，书画、装潢等物件。这些织物可能来自南充，因为河南土壤气候不适合蚕桑生产，不产丝绸。陕西周原周文王时期甲骨文也有“伐蜀”“克蜀”字样，说明周人曾经讨伐蜀，最终征服了蜀，可能也是为争夺丝绸。嘉陵江出武将，岷江出文豪。嘉陵江（四川盆地）以东为巴人，以西（四川盆地内）为蜀人。《尚书》说牧野之战八国同盟军攻打商纣王有蜀人，应该主要是巴人（尚武），“前歌后舞”，这是“巴蜀舞蹈”的源头。

根据三星堆（包括妇好墓）丝绸来自南充的假设，我们提出南充发展文旅产业的几条建议。一是加强南充丝绸考古研究，争取在嘉陵江流域发现更多丝绸遗迹和古桑树，特别是商代的玉蚕、石蚕、蚕桑雕刻、纺织机等；二是研究与境外丝绸商贸关系，探讨古代海贝、象牙来历，建设川欧丝绸产业合作园区，对接“一带一路”；三是举办“殷墟、三星堆丝绸与南充绸都研讨会”，夯实南充丝绸及丝绸原料供给地和主产地的历史地位，增强学理支撑。四是建设国际丝路源点公园，树碑刻字，种植各种桑树，建好博物馆；五是创办中欧丝绸培训学院，为“一带一路”建设储备人才；六是搭建交流平台，如建立丝路源点网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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