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医院专家 http://nb.ifeng.com/a/20171201/6196943_0.shtml
阮籍与陶渊明都生活在魏晋这个大动荡，大分裂时期，这期间，政权更迭频繁，战乱纷仍，百姓不堪其苦，文人常怀性命之虞。这个时代，被学者概括为：“在社会上，是一个干戈扰攘的时代，因此，人们都希望从荒乱危殆中解脱而出。在政治上，是一个动荡黑暗的时代，因此，知识分子莫不渴求从政治迫害中解脱而出。在学术上，是一个经学解体的时代，因此，文人无不期求自怪诞的儒术中解脱而出。在思想上，是一个异端称盛的时代，因此，人们都戮力从传统信仰中解脱而出。在道德上，是一个堕落败坏的时代，因此，人们都希求自礼法的桎梏中解脱而出。”乱世造就了阮籍、陶渊明这样的高蹈独立，超脱旷达的名士，也养成了他们嗜酒如命的习惯。借此杯中物，他们洒脱、率真，任运自然之真性情，才能倾泻而出。鲁迅先生这样评论阮籍：“正始名士服药，竹林名士饮酒。竹林的代表是阮籍和嵇康。……嵇康也兼服药，而阮籍是专喝酒的代表。”《世说新语·任诞》中说：“步兵校尉缺，厨中有贮酒数百斛，阮籍乃求为步兵校尉。”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给自我画像：“性嗜酒，家贫不能长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陶渊明之嗜酒，后人尽知：初唐诗人王绩在《醉后》诗中写道：“阮籍醒时少，陶潜醉日多。”李白更是仰慕陶渊明的人品和诗作。在《戏赠郑溧阳》中写道：“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白居易说：“先生去我久，纸墨有遗文。篇篇劝我饮，此外无所云。（《效陶潜体十六首》）”二人之嗜酒，与他们思想历程的转变有着密切联系。从思想上来说，他们都经历了由儒转道，由昂扬进取到抱朴自守的历程。最初，二人皆信奉儒家思想，都有着治国平天下的远大理想，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然而在现实中，都遭遇了感士不遇的悲凉和无奈。阮籍诗云：“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读书。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咏怀诗》第十五首），阮籍年少时，即以颜回、闵损自勉，立志成圣贤，名扬四方。壮年时，更期望自己能一鹤冲天，临危受命，慷慨报国，即使身死，也在所不惜：“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挟乌号，明甲有精光。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咏怀诗》第三十九首）。“云间有玄鹤。抗志扬哀声。一飞冲青天。旷世不再鸣。岂与鹑鷃游。连翩戏中庭。”（《咏怀》其二十一），诗中豪气冲天，颇有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气概。《晋书·阮籍传》中写他曾登广武，观楚汉战处，感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阮籍渴望做一番济世安民、名扬青史的事业：“王业须良辅，建功俟英雄。元凯康哉美。多士颂声隆。（《咏怀诗》第四十二首）”然而现实的残酷使得阮籍后期的思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曹魏政权后期，政局混乱，曹芳等皇帝昏庸无能，忠奸不辨。正始十年（公元年），司马氏集团篡夺曹魏政权，发动了血腥的高平陵政变。曹魏大权旁落，司马氏逐渐控制了朝政，“诛夷民族，宠树同己”，杀何晏，王凌，逮捕魏朝诸王公，罗织罪名，铲除异己，导致天下名士减半。在激烈的夺权斗争中，文人名士，常常朝不保夕，有累卵之危。对理想政治的热情逐渐减退。于是他们把目光从

转载请注明:http://www.aideyishus.com/lkjg/809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