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中國人，對待事業的態度非常執著，並不惜為成功而捨棄家庭的幸福。古代版的有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成為千古美談；現代版的有成龍從影，誤去小學門口接已上初中的兒子，成為坊間笑話。人們喜歡用有所得必有所失，來解釋和寬恕所謂成功人士對家庭的薄情和懈怠，彷彿在很多人眼裡，要成就一番事業，犧牲親情成了一種必然。

不是嗎？大量被採訪的名人，當被問及有何遺憾時，不出意料地都會表情凝重，流露出對親人的歉疚，動情之處，還會弄濕幾張紙巾，其誠懇的態度足以博取家人的諒解和受眾的欽佩。在習慣思維的影響下，在榜樣力量的感召下，多少有志者熱血沸騰，躊躇滿志，堅定顧大家必要捨小家的理念，來不及向親人揮一揮手，就義無反顧地踏上通往成功之路。若干年後，無論事業有成，還是毫無建樹，驀然回眸，卻發現失去的東西是那樣的珍貴，而很多遺憾，已無法挽回。

也許懷揣卑微之心，很難洞悉寬宏胸襟。人家要顧天下，成大業，豈能兒女情長，柔情綿綿？有些境界，有些言行，可能不是普通人容易揣摩和理解的，此所謂燕雀焉知鴻鵠之志。然而，撇開志向不論，即使回歸常識，我還是不懂步入家門與專注治水有何矛盾，以及忘記兒子長多大與事業有啥關係。不管別人怎麼想，以我燕雀之念，依然對於那樣的鴻鵠心存質疑。無論政治家，還是企業家，抑或演藝明星，只要在事業和家庭之間只做選擇題，那麼，要麼就是能力有限，不善於合理分配精力和時間，要麼就是薄情寡義，把追逐個人的理想和成功與顧家相對立，而說到底，其實就是在某種觀念的支配下，因為有事業作藉口，而養成了忽視親情的習慣，彷彿不這樣不足以證明其有事業心。這樣的人，即使名垂青史，也依然喚不起我對他們的敬意。

有位像隱士一樣的作家，名叫刀爾登，前不久出版了一本書，叫《中國好人》。其中有篇文章在寫明代的清官海瑞時，並不注重其清廉的作風和斷案的能力，而是就他對家人的冷酷大加詬病。文章最後寫到：「沒有任何一種藉口可以使人問心無愧地拋棄親友，儘管曾有許多強人取得過相反的成功，對他們來說，親密的人，不過是些可以在必要時犧牲而又不引起非議的人—不但不引起非議，還經常為人嘖嘖稱讚呢。」順便說句題外話，《中國好人》的腰封上這樣寫道：「中國雜文，魯迅、王小波之後，幸虧還有刀爾登」。對於他的文字，很難找到像樣的評論，彷彿驚嘆之下，集體失聲。

如果說有些古今名流，喜歡以事業為幌子，因為有了成功的結果，就把那些忽視家人的行徑看成必要犧牲的話，那麼，對於絕大多數凡夫俗子而言，動輒也以事業為名，整天瞎忙碌還不願稍稍停下腳步，去為家人多盡點責任和義務，那就顯得更加的幼稚和可笑了。我周圍就有一些朋友，總把職業當事業，做著平常不過的事，卻像是要傾其所有的時間和精力，而把顧家視為對自己的放縱。至於嗎？努力工作固然沒錯，但那只是為了對得起付錢的東家而已，關乎的只是職業操守，何必看得過於神聖和崇高？

「在生死臨界點的時候，你會發現，任何的加班(長期熬夜等於慢性自殺)，給自己太多的壓力，買房買車的需求，這些都是浮雲，如果有時間，好好陪陪你的孩子，把買車的錢給父母親買雙鞋子，不要拚命去換甚麼大房子，和相愛的人在一起，蝸居也溫暖。」—這是英年早逝的復旦女教師于娟，在她的《生命日記》中發出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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